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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边想着法泽卡思· 安娜和格雷纳尔· 伊姆莱，边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已过六点半。这个时候，大楼早已人去楼空，悄然无声了。还有四份离婚案卷宗躺在他的案头，他一一取来浏览，最后不耐烦地往其他文件堆里一扔。他搜寻着最后一次与法泽卡思· 安娜相遇的回忆，却没有成功。法官近几年已很少参加聚会了——他不声不响地退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也许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时机的原因，他过早地进入机关，被圈入婚姻的围城；这是他不愿细思的一面，他的意识深处隐藏着某种他一直不愿用机敏的目光搜寻的东西。法泽卡思· 安娜结婚的消息是他从报纸上得知的。后来几年，他再也没听说他们了。他突然回忆起那一刻，陌生得让人吃惊，那一刻，他听到格雷纳尔· 伊姆莱，就是这个格雷纳尔· 伊姆莱，这个他少年时期、大学时期萦绕于思绪中之人，这个他愿意满怀热情地与之促膝长谈之人，这个与他时常照面却永远无法深入交谈之人，娶了他认识的姑娘，她……回忆就此打住。法泽卡思· 安娜是谁？除了那些肤浅的、比逢场作戏更浅薄多余的社交关系，对他来说，她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只在青年时代，在网球场上遇见过她两三次，结婚后还在另一些地方遇见过她；可关系如此粗糙生疏，一如他在社团中认识其他年轻姑娘或妇人那般，连名字都不曾知晓。他还是觉得，正巧是这个格雷纳尔· 伊姆莱娶了这个他在玛尔吉特岛上一起散过一次步，这个在昏暗的小路上转向他片刻、欲言又止的姑娘法泽卡思· 安娜，是一件极不可思议之事。那时，她什么也没说。而现在，格雷纳尔· 伊姆莱夫人法泽卡思· 安娜的资料就摆在他桌上。生活就是如此，他不免戏谑地想；他讥讽似的低声笑起来，就像在指责自己的这个粗俗结论。

离婚诉讼是女方提出的，她控告格雷纳尔· 伊姆莱犯有非法遗弃罪；同时，还有另外三份“非法遗弃”卷宗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法官焦虑地看着这些文件。刑事案件中，他一定会因为熟人避嫌的原则回避，例如在这种曾经是校友、有点头之交的熟人案件里，他是不能审判的；而这桩离婚案件的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若不出什么差错，最后也调解无果，那么第二天下午离婚判决便可生效，格雷纳尔· 伊姆莱与妻子法泽卡思· 安娜就正式离婚了。他认识离婚当事人的这一事实当然无法成为他要求主持调解会的理由。他将桌子上的一切都摆放整齐，时间不早了，他又向楼下看守所的院子里望了一眼。他确信那儿没有人后，便拿起帽子，娴熟地在走廊中踱着缓步离开了大楼。大楼年迈的门房朝他恭敬、亲热地打了声招呼；每当这位年轻的法官进入或是离开大楼时，他便会奉上自己的热情，而别人应该无法察觉。他刚刚萌芽的自尊心有些受伤，但同时又感觉良好；这个卑微、低级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向一个与他级别相差悬殊、比他社会地位显赫得多、在政府这个集体中更吃得开的法官打招呼的；法官体会到了各种内涵，也感觉到了带有敬意的慈爱，他努力维持着尊严，同时也友善地向门房点点头，因为农民出身的老门房属于这个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集体，而他也正是这个集体中高贵而优秀的一员……他在门边停下来，照着大楼上的钟校准自己的手表。他想起了看守所的院子，想起了放在桌上的文件，也想起了将他与这栋大楼和其中的人群、法官、办事员、执行官融为一体的清晰内敛却又生机蓬勃的归属感。就像往常一样，作为最后走的法官，他满怀内疚、歉意和迟疑地离开了这儿——他勉为其难地离开工作岗位，就如同修士迈步走向大千世界那般迟疑不决。在这一刻，这种感觉，除了用面对陌生环境时从心底生发的对世俗无缘无故的恐惧来解释外，他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他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疑惑地四下张望。在他身后，门房关上了厚重的松木大门，插上了门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