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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居住的这栋楼和这套公寓。饭厅的窗户朝向一家大饭店,那是全国最大的豪华饭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兼国王也曾在那里下榻,并且用过一次午膳。当时,在这附近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家饭厅的窗户正对着饭店一层“国王套房”的窗户。有一次,我弟弟得了猩红热,我们也在那套非同寻常的客房里住过,但是由于紧张和兴奋,我整整一夜没有睡着。承租这家饭店的是一位棕红头发的酒馆老板,那次“国王驾临”,他胆大包天,居然向管理部门递上一张天价的账单;尤其是陪同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司仪官大光其火,对嗜钱如命的酒馆老板大加斥责,说他给全城人带来了耻辱。饭店餐厅通向一座高大的礼堂,那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朗读会和全州庆典晚会,以及当地舞蹈学校“舞会彩排”之类充满科隆香水气味、带着晦涩和困惑记忆的儿童娱乐活动。饭店楼上有一间小活动厅,专门用来教城里年轻人跳舞和礼仪。年长的舞蹈教师有一位气质格外高雅的助手,T先生,他从头到脚都洒了某种桂皮味香水;也许是香味太浓了,浓得让人反感,让我怕他,以至于我拒绝接受他的意见,永远没能学会跳舞。活动厅里点的是煤气灯,伴着永远沉闷的钢琴声,小舞女们翩然起舞,当时流行“波士顿舞”,我们还特别学习了波尔卡舞,比如蒂沃利的兰德勒舞。“有几种动作,一辈子都用得着!”跛足的舞蹈教师K先生对那些怏怏不乐的左撇子女学员说。他穿着晨礼服在“出身于良好家庭、心性孤高的孩子们”中间快速跳跃,清晰地演示那些“一辈子都用得着”的动作要领。K先生的那个原创动作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男舞者从背后走近女方,舞步让人联想到公羊的跳跃,时而从右,时而从左,踏着四三拍的节奏不时向前探身去看女伴温柔、羞涩、充满期待的笑脸。胭脂膏味、孩子的头发味、年轻躯体的汗味、永远漏气的煤气灯味跟T先生桂皮型的香水味混合到一起,使厅里到处弥漫着永不会褪色的兴奋记忆,这是孩子们的爱的味道,直到今天,无论我在哪里,只要听到四三拍的波尔卡舞曲,就能嗅到这股味道。
透过我们家餐厅的窗户,可以看到方石铺地的宽阔广场,每天早上,运货夫和赶集者都聚集在那里,组成一幅色彩炫目的图画,就像是亚洲的某个集市。在广场一角,在我们家窗下,每天中午都人声嘈杂,不是伴随着送葬队伍的《亡人弥撒曲》,就是军人葬礼上铜管乐队吹的《葬礼进行曲》。对于城里的亡人,送葬者和神职人员只送到这儿,在这里祭奠灵柩,随后神父、火炬手和送葬者坐进酒馆,几匹全套殡仪披挂的黑鬃马从那里继续拉着殡仪车,以更快的速度朝墓地驶去。在我年少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天下午两点整,当女佣端来午茶,窗下就会响起《葬礼进行曲》,都能听到神父用拉丁语唱诗的声音和军乐队嘹亮震耳的哀乐声——几乎每天中午,惶惑和悲痛都会绞痛我的心。我所感到的这种惶惑,其实并非源于莫名、残酷的死亡秘密,而是母亲僵化的教育原则,她有一次——也是永远地——禁止我们离开餐桌去看各种各样不知来历的陌生死者。如果是为军人送葬,半小时后管乐声会再次奏起,不过这时演奏的是欢快、跳跃的曲调,以此宣布“生命已经超越死亡的捷报”(有位教廷教师这样向我解释军乐队从墓地归来后的欢乐情绪)。有一段时间,军人葬礼隆重的送行仪式也诱导了许多步兵抑郁自杀;多愁善感的农村大兵在他们的遗书里坦言,他们羡慕那些享受隆重葬礼待遇的同村伙伴,他们也不能胆小地苟活,所以要追随他们的好战友去死,并请求家人、熟人和哥们儿不要嫌累,一定要跟着管乐队一起将他们送到墓地。有一阵子,自杀像瘟疫一样在大兵中传播,他们竞相用执勤的步枪饮弹自尽,为了能让自己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有乐队伴奏的盛大游行,军乐队会陪未婚妻一直抵达墓地。后来,军队部门禁止给自杀的大兵举行有军乐队送行的隆重葬礼。瘟疫这才渐渐过去,大兵们要琢磨一下,值不值得为一个没有音乐的葬礼去死。
在大广场边的一幢平房里,有一家名为“黄金梦”的小酒馆专门贩卖味道很酸的赫尔梅茨葡萄酒,那里整日挤满了运货夫。这个地方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直到中午,拉茨家的厨房都在烧饭,一群头戴绵羊皮帽、鞑靼人长相的家伙站在赶集马车旁,他们披着羊皮大氅,手攥马鞭,带着坚如磐石的尊严和耐心;在赶大集时,来自奥巴乌伊、伯尔索德、泽普兰和格莫尔郡的运货夫拉来了季节性的紧俏货,脚蹬高筒靴、头戴圆礼帽、身穿皮坎肩的斯洛伐克马车夫则兜售木材、松乳菇、干奶酪、羊乳酪、甜奶酪和填在羊肚里的奶酪球。在这个广场上,巡回马戏团支起帐篷。这里还搭建起全城第一座电影院,用自己开发的发电机供电,放映在各个城市间轮流放映的、可怜巴巴的几部片子。“萨拉蒙国王举起了右手!”在电影院观众席上的一个漆黑角落,配音者大声旁白,这时候,在剧烈抖动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正在活动手臂的模糊人影。那时候看电影,人们并不太注意影星、导演和布景;当然,那时的观众也没见过多大的世面,他们瞠目结舌、屏息静气地看着屏幕上的人活了起来。这个四方形的大广场上,每时每刻都展现着激动人心的热闹景象。演杂耍的、走绳索的、变魔术的巡回剧团在这里安营扎寨,跑马的、展览全景画的也在这里支起帐篷,在这里可以看到“胚胎发育”和“真人大小、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的列奥十二世教皇”——那尊垂死教皇的恐怖蜡像很长时间都在我的噩梦里挥之不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动物园,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囚禁笼中的生灵,那幅场景刺伤了我的正义感,我们楼里的孩子们共同掀起了一场“解放动物”运动。在这个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群殴,至少看到了一触即发的群殴序幕: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建筑工人们跟克扣他们工资的工头打了起来,警察赶来营救那个狼狈不堪、穿大衣的家伙,广场上越聚越多的工人转而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穿乡下花裙、戴粗布头巾的村妇和披着羊皮袄的农夫也卷了进去,在广场的一角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弯刀和匕首寒光闪闪,已经谁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为什么打,仿佛某种原始的愤怒毫无因由地骤然爆发……我们从家里的阳台上俯瞰了这场最后以宪兵队登场告终的特殊“革命”;宪兵的头盔上鸡翎飘舞,他们戴着白色手套,肩扛长枪,腰佩长刀,精神抖擞、节奏统一、步伐矫健地列队而来,在他们展开进攻的阵势之前,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情景异常恐怖,人们相互并不很理解,只是彼此发泄长期以来掩藏在某个角落的可怕的愤怒。透过我们家漂亮居室的窗户,我能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大广场上的有趣场景。我想,就在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世界的某个“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