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6/33页）

我跟你讲，在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们几乎是自觉自愿地按照自己被分派的角色来扮演公民。假如要我回想童年生活的话，我看到的是阴暗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家具，犹如一家博物馆。房间里不断有人打扫。有时使用嗡嗡作响的电动器械，窗户全部敞开，打扫房间的人是从外面雇的专业人员。他们通常隐形无声，几乎总是这样，悄然走进来一个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某位家庭成员，一进屋就立刻动手干活，掸掉钢琴上的灰尘，从头到尾擦一件家具或整理窗帘的饰穗。他们永远在保护着这座家宅，好像这里的一切，家具、窗帘、画卷等都是某种陈列品，是博物馆的馆藏，是文物，是某种需要经常保护，修缮和保洁的东西；在屋内你要踮着脚尖走路，在这些尊贵的艺术品之间无拘无束地来回走动和大声说话是不合时宜的。窗前挂着很多窗帘，这些窗帘即使在夏天也能吸收掉太阳的光线。大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八个灯泡的光线无目的地播洒在房间里，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朦胧之中。

墙壁上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东西，无论是仆人还是家人，从它前面经过时，都会怀着崇敬的心。任何人都不曾亲手拿过其中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人都不曾近距离看过其中任何一件物品。橱柜里有镶金边的维也纳风格的陶瓷杯，中国花瓶，骨瓷绘画杯，完全不认识的外国淑女和先生们的肖像，谁也没有用过的象牙扇，精巧的金银铜器皿、茶壶罐和动物雕塑，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碗碟。一个柜子里存放着“银制品”，就像约柜里珍藏的圣卷。这些银制品平日从不使用，就像不使用锦缎台布和细瓷一样：我们珍藏着所有东西，根据秘密的家规，只有当遇到令人不解、出乎想象的重大庆典时，我们才会布置一个二十四人座位的大桌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会有客人来我家做客，这时就会把银制餐具、锦缎桌布以及瓷器和水晶器皿拿出来使用，午饭或晚饭都要认认真真地根据仪式进行，仿佛人们坐在这里主要并不是为了吃饭和交谈，而是要完成一项最复杂的任务：也许是在交谈中不要犯任何过错，也许是千万别打碎一个盘子，一只杯子……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现在我所谈论的正是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是我在童年以及后来的成人期，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家宅里获得的。的确，客人们或来用晚餐，或来登门拜访，我们住在这幢家宅里，也“使用它”，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家宅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和任务：在我们的心里要像把守一个要塞般地护卫它。

我对我父亲的房间始终保留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像是一个大厅。厚重的东方情调的门帘遮挡了大门。墙壁上挂满了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有的画是用金框镶起来的珍贵名画，有的是从未见过的陌生森林或东方码头，有的是身穿深色服装、留着胡须的上世纪的陌生男子肖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那张桌子被称为“外交官桌”，足有三米长，一米五宽，桌上摆放着地球仪、铜质蜡烛台、铅质墨水瓶架、威尼斯的真皮文件包、各种祷告用品及一些零碎东西。在一个圆桌周围摆放着一圈带扶手的皮椅。壁炉檐上摆放着一对正在搏斗的铜铸公牛。在书柜上面摆放着许多铜制雕塑，骏马、老鹰和一只半米长、纵身腾跃的老虎。沿着墙壁摆放的玻璃门书柜中摆满了书籍。这里面有许多书，大概有四五千本，准确数目我也不清楚。文学作品摆放在单独的书柜里，另外还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用蓝色帆布装订的英文哲学作品以及各种系列丛书。这些书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来的，实际上谁也没有阅读过。我父亲只喜欢看报纸和阅读游记。我母亲也看书，但她只看德文小说。书商定时寄来新书，这些书就堆放在那里。男仆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父亲要来钥匙，把堆集成山的新书码到书架上。书柜必须仔细关好，大概是为了保护书籍。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某人把书取出并翻开它，发现并了解隐藏在书中的那些神秘而危险之物。

这个房间被称为我父亲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自打有人类记忆以来就没有任何人工作过，其中我父亲最少。我父亲在工厂工作，下午去赌场，混在工厂主和资本家中间，沉默地打牌，阅读报纸，讨论商务和政治问题。我父亲是一位聪明的务实派，是他把我爷爷的一间作坊发展成一家大企业。在他的手里，这个作坊变成了全国一流的工厂之一，这需要实力、计谋、无情和远见。总而言之，在通常情况下，要干一番大事业，需要有一个人坐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用他的嗅觉和经验来决定在其他房间和大厅里的人们如何去干活。在我们的工厂里，我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镇四十年。人们尊重他、害怕他，商业界非常尊敬他。毫无疑问，我父亲的商业道德、见解，对金钱、工作、利润、财富的态度与商业同行和社会对他的期许完全相同。他是一位有创业精神的人，不是一个冷酷、心胸狭窄，只认钱并榨取雇员血汗的大资本家，而是一位有担当精神和创造才华的人。他尊重劳动，尊重能力，敢于给有才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也存在着另一个联盟，我父亲、工厂和协会——在我们家里，他遵循一种仪式性的东西，而在外边，在工厂里，在外面的世界，他遵循的则是另一种更为严格的神秘盟约。在协会里，我父亲是创始人之一，这个协会只接纳拥有百万以上财产的人，而且人数只有两百，一个不多。如果某一位成员病故，对新成员的选择非常严格和挑剔，就像法国科学院选举院士一样选择一位百万富翁去填补那个空位。所有这一切，选拔方式和选拔结果，尽可能秘密进行。这两百个人感到，即便他们没有贵族头衔和称谓，他们也拥有权力，这个协会或许比一个政府部委还重要。他们还拥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政权，有时甚至当局也不得不和他们谈判协商。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我们家里，每个人对此都很清楚。我总是心怀虔诚、情不自禁地走进这间“书房”，站在那个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不曾有人在上面办过公的“外交官桌”前。每天早晨，男仆都会进来掸除灰尘，并细心地整理桌上的古董和文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留着胡须的陌生男子肖像。我在心里想象着，这些目光锐利、表情严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时代，或许也曾是这个制度严格的两百人协会的会员，就像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他们掌控着矿山、森林和工厂，在生活和时间的背后有一项不成文的协约，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用血缘签订的永恒盟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更有权势。我带着骄傲和不安的心情，想着我父亲也属于这个永远拥有权利的特权阶层，我被一股折磨人的雄心激励着，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这个令人自豪的协会里占据我父亲的那个位置。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去年年底，我终于退出了这个社交圈。我是在我父亲去世后被选进这个协会的。我辞去了在工厂中担任的职务，我“退出了”所有那些人们常说的“商务活动”。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知道这个结局。所以，我瞠目结舌地站在圣殿的门口朝内凝望，逐字拼读那些谁也没有阅读过的书籍的书名。我隐约怀疑，在庄重的形式和堂而皇之的表面背后，有某种难以察觉、受到严格律法规范的事物，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以后也许不会再有那么完美的秩序了，尽管谁都没有提起过它……每当在家里或在协会里谈到工作、金钱、工厂及两百万人社交圈时，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目光严肃地投向前方，然后开始谈别的话题。这里有一个界限，你知道，一道看不见的围栏……这你当然知道。既然我已经开了头，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想把一切都如实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