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二怒汉》与陪审团（第5/7页）

陪审制刚运行时并无统一模式。问题是，十二人既负责起诉，又负责审案，定罪概率自然大大增加，因为人们很少会否定之前的有罪推断，这样当然不利于保护被告利益。各地纷纷抗议，国王却无动于衷，因为被告被定罪后，罚金或财产可挹注国库，怎能轻易减少“创收”机会？到135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终于架不住议会再三请愿，同意将“起诉”陪审团与“审判”陪审团分开，前者即“大陪审团”前身，后者则是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

不断进化的“自由堡垒”

尽管陪审团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国王从未放弃控制陪审团的努力。有时候，因为存在意见分歧，陪审员甚至与法官吵起来，最终以法官将陪审员关小黑屋、绑了游街，迫其就范，方才收场。但是，也有坚决不屈服的，在1670年的“小威廉· 佩恩案”中，被告佩恩因涉嫌非法集会而被起诉，陪审团始终坚持无罪裁决，被法官威胁停止供暖、断水断食也不屈服，结果这“十二硬汉”被集体打入大牢，缴足罚款才获自由。

佩恩出狱后，继承家族巨额遗产，并在北美特拉华河西岸买下一块后世称为宾夕法尼亚的土地，他为这块土地亲手拟定了宪章，其中一句是：“所有审判应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裁断，这些人皆从邻近的同阶层或等地位的居民中挑选，且应公正无私。”

英国从十七世纪初期，就将今日美国东北部海岸地带作为殖民地。各殖民地承袭普通法传统，皆适用陪审团审判。由于殖民地法官均受英人控制，且素质低下，当地民众比英国本土百姓更信任陪审团裁判。1735年的“约翰· 曾格案”中，《纽约周刊》编辑曾格因批评总督威廉· 考斯比而被起诉。尽管法官频频暗示陪审团裁决有罪，陪审团还是得出无罪结论。为了规避殖民地的陪审团，英国不得不扩大军事法庭、海事法庭的管辖权，并要求被控叛国的被告必须送至英国受审。

正因为陪审团成功抵御英王暴政，约翰· 亚当斯才提笔写道：“陪审制是人民的安全保障，避免他们像马一样被骑乘、像羊一样被修剪、像牛一样被驱使、像猪一样被驯养。”1776年，剥夺殖民地人民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作为英王乔治三世的罪状之一，被写入《独立宣言》。之后发布的《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都将接受陪审团审判确定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托克维尔游历美国后，更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大赞陪审团制度体现了国民主权，也有利于推进公民法治教育。

岁月匆匆，社会变迁，陪审团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1957年的美版《十二怒汉》中，十二位“怒汉”还都是白人男性，这一设定完全贴合现实，虽然美国那时早已废止奴隶制，并以自由世界的“桥头堡”自居，但陪审权利主要还归属于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群体。要到1968年，才逐步取消对陪审员性别、肤色、种族、财产的限制。1975年，女性才逐步坐上陪审席，而黑人还得靠社区领袖、市议员、神职人员推荐，才可能被列入陪审员名单。

《十二怒汉》中，8号陪审员不改主意，其他十一人就回不了家。这种要求十二人意见一致的“铁律”，暗示陪审团裁决是“上帝声音最可靠的显示”，也承载着“排除合理怀疑”精神。但是，到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同意，在非死刑案件中，陪审团未必要达成一致意见才能作出裁决。换言之，陪审团以十票对二票，或者九票对三票，也可以判定被告有罪。而在1970年，最高法院就已判定，六人构成的陪审团也符合宪法要求。事实上，随着辩诉交易的广泛适用，刑事案件适用陪审团的比率已降低至3%左右。

而在陪审团制度的“母国”英国，变化更是巨大。早在1933年，大陪审团制度就被废除，并大幅限缩民事案件适用陪审的范围（仅限于毁损名誉、恶意诉讼、不法监禁等）。1948年，民事案件不再适用陪审团。1967年，刑事案件裁决不再要求全员一致。陪审团评议时间超过两小时以上的，十人意见一致即可下判。1988年，废除在遴选陪审员过程中不附理由即可排除候选人的机制（即“无因排除”）。1994年，允许陪审员在审判和评议期间返家，不用在旅店集中居住。上述变化，固然有适应社会发展、提升审判效率的考虑，但也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未来还要不要保留陪审团制度？

制度优势还是司法“鸡肋”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司法界就掀起了陪审团存废之争。到二十一世纪，尽管废止陪审团之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被提上过议事日程，毕竟，这是联邦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当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纷纷探索构建国民参审机制时，英美为何仍为陪审团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呢？

先听听反对的声音。第一类反对声是：凭什么将专业案件交给外行裁判？要知道，陪审团判案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案件交给十二个未经专业法律训练的“素人”判断，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判断引入司法裁判。有的地方甚至专门立法，禁止律师、警察、法学院师生出任陪审员。可是，一旦涉及金融、专利等复杂案件，陪审员判断事实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法院据此提出建立“复杂案件例外”机制，即若案件太过复杂，外行难以理解，法官有权不交给陪审团审理。

第二类反对声是：陪审团审判效率太低、成本高昂。美国法官威廉· 德威尔曾在《美国的陪审团》一书中提到，美国诉讼体制有六宗致命原罪，分别是：过度好辩、成本高昂、缓慢迟延、软弱无力、纠缠细节与负荷过重。每宗罪都或明或暗与陪审团制度挂上了钩。据估算，一般案件若交给陪审团审理，从召集候选人、组成陪审团，到形成具体裁决，所耗时间要比直接由法官审理长上三分之一，这还没有算上各种不可控因素。例如，遴选过程效率奇低，控辩双方滥用“无因排除权”的情况比比皆是，有资深律师直言：“无因排除权不是用来选出最公正的陪审员，而是为了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若发现陪审员违规或资格出现问题，就得更换人员或重新排期。要是陪审团内部分歧太大，还得另组陪审团重新审理。案件审理期间，陪审团成员的食宿、交通、补贴都得政府负担，必要时还得派警力保护，日积月累，费用不菲。

第三类反对声是：陪审团审判过于随意，易受煽动或陷入偏见。受影视剧影响，美国公众大多有这么一种印象：律师越“贵”，在陪审团面前胜算可能越大。“贵”律师口才更好、修辞感染力更强、可视化展示更炫，陪审员也往往更容易被情感攻势和华丽修辞打动，这样一来，庭审就沦为律师技艺和口才的比拼，目的是争取同情，而非查明真相。电影《十二怒汉》前半部分，就揭示了部分陪审员草率定案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在路易斯维尔市一起案件中，陪审员因分歧太大，最终靠掷硬币决定罪名是否成立。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此案随后另行组织陪审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