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者与写作（第8/9页）

我仅仅理解局部。我理解角色，但是小说本身却无法对焦，以至于含混不清。清晰的情节会在任何时刻到来，没人能够弄明白什么时候，尤其是对于作者而言。在我这方面，它们常常伴随着巨大努力而来。对于我，这些启示乃是用心琢磨所得到的恩赐。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催生。对于依赖于这些启示的一个作家而言，它既危险又美妙。在长达数月的混沌和艰辛之后，灵感开花结果，如与神明同行。它总是从潜意识中而来，没有办法控制。有那么一整年时间，我在写《心是孤独的猎手》，却又完全不理解它。每一位角色都在跟一位主角对话，但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几乎已经决定，这本书不应该是长篇小说，应该将它分拆成一些短篇故事了。但是，我却可以感觉到，当萌生此种念头时，身体内部产生了一种残缺感，我对此感到绝望。我已经写了五个钟头，于是到外面去透了透气。突然之间，当我横穿一条马路时，我想到了哈利·米诺维茨这个所有其他角色都与之对话的角色，他是个不一样的人，是个聋哑人。于是，骤然之间，这名字变成了约翰·辛格。这本小说于是被清晰对焦了，我也第一次全心接纳承认了《心是孤独的猎手》这本书。

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约翰·布朗前来拜访，他伸出长长的食指说：“我钦佩你，卡森，因为你的无知。”我问：“为什么？”他回答道：“黑斯廷斯战役发生在哪年，是关于什么的？滑铁卢战役发生在哪年，是关于什么的？”我说：“约翰，我认为我并不怎么在意。”他说：“那就是我的意思。你不会让现实发生的事情来影响你的思想。”

在《心是孤独的猎手》几近完成的时候，我的丈夫提到，在邻近的镇子上要召开一次聋哑人大会，他觉得我会想去参加，并且观察他们。我告诉他，这是我最不会去做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对聋哑人的构想，不希望再被干扰。我推测，詹姆斯·乔伊斯也具有一样的品性，因为他住在国外，从未再次造访过他的故乡，他的都柏林感觉是永远固定的——也正是如此。

一位作家的最大优点，就是直觉，过多的事实会阻碍直觉。一位作家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他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知道种种人间事，即使它们并不“健全”，如同他们经常所称的那样。

我每天都认真阅读《纽约时报》新闻版。我知道那条发生刺杀案的情人小巷的名字，以及那些《纽约时报》从来不去报道的细节情况，这些是很有趣的事情。在斯丹登岛[124]那起尚未解决的谋杀案中，有趣的是，当医生和他的妻子被刺死时，穿的是摩门教徒[125]的中袖睡衣。莉兹·玻顿[126]的早餐——在那个她杀死她父亲的、闷热难当的仲夏日——是羊肉汤。细节描写总是可以比概述提供更多的亮点。“耶稣左胸被刺破”这件事，比区区“耶稣被刺破”要来得更加煽情和更吸引眼球。

人对畸态的指责无从申辩。一位作家，他只可以说自己是循着潜意识里那稍后会抽芽开花的种子在写作。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不是畸态的，只有枯燥无味才是畸态。任何脉动着的、挪动着的、在房间里四下走动着的，不管是在做些什么，对作家而言，就是自然和人性的。事实上，那位约翰·辛格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就是位聋哑男人，是个符号；潘德腾上尉在《金色眼睛的映像》中就是个同性恋者，同样也是个符号——关于残障和阳痿的符号。那聋哑人辛格则是疾病的符号，并且，他爱上了一个无法接受他爱意的人。符号启发故事、主题和事件，它们如此交织混杂在一起，以至于人们没有办法弄清，这种“启发”究竟从何开始。我置身于所写的角色里，太过于浸身其中，于是他们的行动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当我在写一个小偷时，我就成为一个小偷；当我在写潘德腾上尉时，我就成为了一个同性恋男人；当我写一个聋哑人时，我就在故事进行当中变得不能说话。我成为自己所写的角色，并且颂扬拉丁语诗人特伦斯[127]，他说过，“人间事对我而言不足为奇”。

我写《婚礼的成员》的舞台剧版本时，正处在瘫痪期，我的外在状况简直糟糕透了。但当我完成了手稿时，我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说：“噢，当一个作家是多么美妙呀，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当写作进行得不太妙的时候，没有哪一种生活比作家更悲苦了；但当写作进展良好时——当神启照临在一部作品上时——写作如行云流水般推进，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高兴的事了。

一个人为什么写作？从经济角度上讲，写作确实是最得不偿失的一门营生。我的律师告诉我《婚礼的成员》这本书的收益如何，结论是，我花了五年时间在这本书上，每天净挣二十八美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舞台剧《婚礼的成员》却挣了太多的钱，以至于我不得不将百分之八十上缴政府。对此我感到高兴，或者至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事情肯定是这样的，人是基于某些关于交流与自我诠释的潜意识需要而写作的，写作是一场漫游、做梦的营生。人类的才智藏在潜意识之下，正在思考的心灵被想象力完全控制了。然而写作却不是完全无组织和非理性的，某些最好的小说和散文就跟电话号码一样精准，但是只有很少的散文作者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因为激情和诗性的精粹在此乃是不可或缺的。我不喜欢“散文”这个词，它太乏味了。好的散文应该跟诗的轻盈融合起来，散文应该跟诗相似，诗应该像散文那样言之有物。

我喜欢思考安妮·弗兰克[128]以及她广为传播的事迹，那不只是属于一个十二岁大孩子的事迹——还是关乎良知与勇气的。

这其中确实有隔离，但更多的却是肉体上而非精神上的。好几年前，安妮·弗兰克的父亲按照约定跟我在巴黎的洲际酒店见面，我们一起谈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将他女儿的日记改编成剧本。他也给了我那本书——我之前并没有读过。但是，当我读那本书时，我感到很烦躁，浑身不舒服，我必须告诉他，在这种状况下，我是没有办法改编剧本的。

悖论是一条交流的线索，因为那些“否”往往导向“是”。尼采有次给柯西玛·瓦格纳写信：“哪怕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懂我也好！”柯西玛懂他。数年之后，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对尼采误读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哲学体系。吊诡之处在于，像尼采这般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像瓦格纳[129]这般伟大的音乐家，却对本世纪这个世界所遭受的苦难贡献巨大。一个蠢人的片面理解乃是扭曲且主观的理解，并且，正是在此种理解之下，尼采的哲学、理查德·瓦格纳的创造成了希特勒那情感诉求的中流砥柱，并以此诉诸广大德国民众。他有能力将伟大的理念歪曲为他那个时代的绝望——这是我们必须去牢记的、真真切切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