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第5/6页）

我并没有听到回音。当天没有，第二天也没有，之后也没有。

我又电邮苏珊，之后又打电话给她，单位和家里的电话都打了。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她的手机号码，并且还留了语音留言。

最终，在我寄出信的一周之后，我的手机响了。

我认出了苏珊的声音，尽管她那冷酷而尖锐的声音，对我而言很陌生。

“我非常希望你在寄出这份草稿之前能见见我，”她说道。“有没有可能让《时尚先生》把这份草稿还给你，或者把它销毁掉？”

我上次见到科金是在一年前，当时她和她儿子，以及我母亲和我，一同去坎布里奇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关于那晚的事情，我记不起太多，只记得科金的儿子当时准备饭后去外面跳舞，科金退掉了一杯酒和一盘开胃菜，因为那两样她都不喜欢。如果我和她当时有所交流，那肯定是很肤浅的谈话。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虽然，她一直都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她一直都很友好。

然而在电话中，她好像不是这样的。她用那冷酷的语气告诉我，我不可能见到亨利。首先，是关于亨利这个名字的问题。我在草稿中用了这个名字，而这触怒了科金。她说，我必须要明白，病人H.M.的真名，他的姓和名都是秘密。科金承认，亨利的名字曾经有几次公之于众，包括在她自己的课堂上。比如说，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关于亨利的书，名字叫做《记忆的幽灵》（Memory's Ghost），书里就称亨利为“亨利·M”。然而，我用了亨利名字这件事还是触怒了她。而且，她还说我的草稿中有“很多错误”。比如说，我关注于海马，但“最新的研究显示记忆不仅仅涉及海马”，这也触怒了她。

“这就是为何我不能给你任何关于他的记录，”她说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不能见他。你从那样的会面中不会有很多收获。我觉得，他最近有点中风。”

科金简短地道了歉，因为这么久才给我回信，然后她说自己很忙，要挂了。然后她挂了电话。

之后的几周中，我和科金又通了几次电话和邮件，我试图说服她改变想法，让我见见亨利。我还又写了一封信给她，明确地表示，不论她是否合作，我都会开始报道这个故事。接到这封信后，科金突然似乎变温和了。她打电话告诉我，其实有可能让我见亨利。她和我讨论了关于亨利的保安的问题，保安可以给我临时的许可。科金说，采访的时候，她必须在场，而且她要先和麻省理工的律师讨论一下，在会面之前会给我消息。科金甚至告诉了我会面的大致时间，11月或12月，也就是亨利下一次到访麻省理工的时间。

这一次谈话之后是更长时间的沉默。我反复追问，想确定会面的日期，而科金反复地告诉我，她还没有机会和律师说，但是很快就会去说。

我有种感觉，科金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超过截稿日期。

在我第一次构思这个故事的两个月之后，科金发给了我一封电邮，里面包含着一份法律合同。

保密协议

签字人卢克·迪特里希（Luke Dittrich）（下文称为“接收方”），考虑到某些信息、知识的用途与由苏珊·科金博士（下文称为“信息”）主导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遗忘症病人H.M."有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下文称为“麻省理工”）准许签字人使用这些信息，以下是同意条款：

1.接收方同意承诺绝不将此信息用于商业利益（除接收方内部的技术评估外）。接收方还需了解，所有信息，包括通过对病人的访谈所获得的个人健康信息，这些信息受控于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还需同意承诺永远不对第三方公开任何部分的信息。

接下来的一条协议承认，我对麻省理工负的合约责任不会涉及麻省理工没有提供给我的信息，或者是我在签订协议之前获得的信息。之后的条款还警示道，倘若我有其他员工，那么他们也要遵守协议，“保护信息的机密权和所有权。”最后，这封协议以这一点结尾：

4.麻省理工理解，接收方给麻省理工提供30天时间，以检查每一份出版物中是否有对麻省理工的信息无意中的泄密，之后接收方可以自由出版技术评估结果。如果在出版物中找到任何此类信息，那么接收方必须同意在出版前删除此类信息。

这封协议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甚至不安。协议里对亨利这个人的描述是“一个名为‘遗忘症病人H.M.’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信息”对于人/项目的定义很模糊，而且我显然只能接收而不能使用这些信息，而麻省理工最终的要求说，我想要出版的是“技术评估”。协议中对用在病人H.M.身上的“所有权”一词也非常奇怪。然而我并不是一名律师，于是我将这封协议发给了《时尚先生》的律师，他很快回复了我，叫我不要签字，因为这份协议“不适合新闻业”。

我想起，在科金收到我第一封信之后，我和她之间的那通电话。她当时向我解释了，为何我用亨利的名字让她不高兴。

“我们从来都只称他H.M.，”科金说道，“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人们就会找到他。”

看看科金是否正确的时刻到了。

2004年11月8日，我乘早班飞机从亚特兰大飞往哈特福德，决定要找到病人H.M.。我的计划是首先搞清楚他的姓氏，然后借着这条信息来找到他这个人（找到姓氏之后怎么做，我并不知道）。在我的记事本上，我列出了所有之前获得的关于病人H.M.的个人信息。写过H.M.的科学家都很谨慎，没有揭露太多信息，总的来说他们控制得很成功。自1957年来，数百篇写H.M.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揭露了他的身份信息。但是，如果你读了大量此类文章，那么你也可以拼凑出一幅不完整的图景。

我知道他生于1926年2月26日。

我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是古斯塔夫，而这位古斯塔夫生于1892年，出生地是路易斯安那州拉福什堂区（Lafourche Parish）的蒂博（Thibodaux）。

我知道他外祖父曾经一直是当地的副警长。

我知道亨利曾加入了哈特福德市中心主大街（Main Street）的圣彼得教会，并在那里受洗，第一次领圣餐。

我知道他曾经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Underwood Typewriter）的工厂工作。

这就是我全部知道的。

我在中午之前就到了布拉德利国际机场（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开上了租用的汽车，然后开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