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第6/11页）

如今看来，梅赛纳斯替我办过的许多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件：让我认识了那些跟他结下友谊的诗人。他们占据我今生认识的最出众的人物之列；若说罗马人胆大放肆，常常蔑视诗人，那是一种掩藏着恐惧的轻蔑，而这恐惧和他对大海的感情亦差可比拟。数年前诗人奥维德牵涉一桩危及国家安定的阴谋，我下狠心将他放逐出罗马；鉴于他在阴谋中起的作用可定为文辞轻薄、有害社会，算不上有恶毒的政治意图，我从轻发落；我很快会撤销放逐，准许他从寒冷的北方返回气候较温和怡人的罗马。但哪怕是在流放地，在那个靠近多瑙河河口的半蛮荒小城托米斯，他仍旧写诗不辍。我们偶尔会通信，关系足称友好；尽管他想念罗马的逸乐，他对自己的境况并不绝望。不过在我认识的几位诗人里，奥维德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完全信任的。但我还是喜欢他，至今如此。

我信任诗人是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皇帝可以送给一个平民令最有奢华品味的人都难以消受的财富；他可以留下遗命，托付以极少有人敢反对的权力；他可以对一个释奴大加荣耀，令执政官都得敬他几分。我曾经邀请贺拉斯做我的私人书记官，这职位会将他变成罗马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而且，哪怕他只是节制地受贿，他也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之一。可惜他答复说遗憾之至，碍于体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俩都知道这职务不过有些典礼应酬，毫无繁重的工作，况且他的身体好得很。我无从恼火；他有一个梅赛纳斯给他的小庄园、几个仆人、他那些葡萄树，也有足够的进账去买一种舶来的美酒。

我猜想，我敬佩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自由，也因而最有情的人，我对他们感到亲近，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任务，与我多年前给自己的任务有几分近似。

诗人沉思着混沌的经验、迷离的偶然，和无法参透的可能性领域——那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切身地生活其中，以至于极少有人费心审视的世界。沉思结出果实，让诗人发现——或发明——某个和谐与秩序的小原理，它是从遮蔽它的紊乱中抽绎出来的；这样的发现经过诗歌律法的调理，最终成了诗。统帅让军队操练精密的阵法，论细致，却也比不过诗人依照格律严整的必要来部署他的词语；执政官用一个集团制衡另一个集团来达到他的目的，论精明，却也比不过诗人用一行与另一行的映衬来揭示他所见的真实；皇帝费尽心机组织他统治的世界，将各各不同的地区合为一个整体，却也比不过诗人将他诗中的细节逐一呈现，让另一个世界在人的心灵宇宙运转，它也许比我们栖居的变动世界还要真实。

我先前说过，我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也许我应当说世界是我的诗，我承担任务将它的零件组合成一个整体，将这个集团归置于那个集团之下，用与其相称的各种美感将它装饰起来。但如果我塑造的是一首诗，那么它是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维吉尔在弥留之际认真地恳求我毁掉他那部诗篇；他说它没有完成，也并不尽美。他自认壮志未酬，就像一个将军看见自己有个军团被摧毁，却不知道另外两个军团已经胜利一样；然而他关于罗马基业的诗篇无疑会比罗马本身生命更长，绝对会比我归于一统的可怜之物生命更长。我没有毁掉那部诗；我不觉得维吉尔以为我会照办。时间会毁掉罗马。

我的热度没有减退。一个钟点以前，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发作，左边胁下剧痛，后来身上麻麻的。我发现自己向来有点虚弱的左脚，现在几乎不能移动了。它还能支撑我的体重，但只能曳行，很不济事；我拿铁笔戳它，疼感只若有若无。

我尚未将病况告诉菲利普斯；他没有什么纾解的法子，我也宁愿不逼迫他徒劳地操心并因此蒙羞，这身体正在溃败，他能施用的一切于我早已药石无灵。经过这么多年，我不能恼恨身体不争气了；虽然它虚弱，对我一直是服务周到的；我来守候它的消亡也许是相宜的，就像守候一个将死的老朋友一样，尽管灵魂会飘向不朽的存在，我想到，凡人的灵魂生时不能与做了它宾客的动物分离。如今我能够——几个月以来都能够——将我自己大致超脱出容纳我的身体，观察这一副我的外表。这种能力也不是前所未有，只不过如今它于我更加自然了。

就这样，我超脱于溃败的身体，几乎忘了它常驻的疼痛，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漂向南边的卡普里。高悬的太阳下波光粼粼，我们的船头剖开海面，白浪嘶嘶地扩散，随波荡漾开去。我要停笔了，这也许能让我恢复一点元气。今晚我们在普泰奥利停泊。明天我们将会在卡普里上岸，我将在那里践行我的可能是最后的一件公共事务。

我们到了港口。中午甫过，雾气还没有模糊海行人眼中的岸边陆地。我继续坐在桌前，写信消闲。始终从船头他的位置上守望我的菲利普斯，想必看出了端倪，疑心我的健康已经急转直下。一种疑虑的神情出现在他五官细腻的年轻面孔上，他犹如女子般笔直精巧的眉毛下的淡褐色眼睛时不时向我一瞥。我不知还能对他掩盖多久自己的病况。

我们落锚的地方是普泰奥利往北一些一个小海湾；再往北是那不勒斯，多年前，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堤道，连接起大海与卢克林湖，以便罗马舰队安全操练，既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亦不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海盗舰队滋扰。曾几何时，多至二百艘战舰在那内陆港口练兵，战斗力由此转强，其后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拯救了罗马。然而承平日久，淤泥任由堆积，阻塞了这个练兵场所的入口；据我所知它现在改成了牡蛎养殖场，给罗马富人增添生活享受。我从我们泊船处看不见这港口——看不见也好。

最近这些年我想到，人的适当境况——意思是他们在这种境况下最为可敬——或许并不是我倾力给罗马带来的繁荣、和平与和谐。执掌大权初年，我发现国人甚有可敬之处：他们在匮乏中从不抱怨，有时几乎是快乐的；他们在战争中对同伴的生死超乎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在乱世中保持毅然，忠诚于罗马的权威，无论他们认为谁代表那个权威。我们已经在罗马的和平下生活了四十余年。罗马人不再与罗马人相杀，蛮族不再通行无阻地践踏意大利的土壤，士兵不再被强征入伍。我们在罗马的繁荣下生活。住在罗马的人，不管地位多么卑微，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行省的国民不再任凭饥馑或天灾摆布，在紧急关头必有赈济；任何国民不论出身，都能凭着勤勉与时运致富。我们也在罗马的和谐下生活。我规范了罗马的法庭，以便每个出庭面对法官的人都有信心获得至少是一点的公正；我将帝国的各种法律编成法典，所以即使行省有滥权贪污之风，当地人也能有所保障；我将尤利乌斯·恺撒去世前颁布的叛国惩处法付于实施，防止野心膨胀让国家陷入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