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个教会（第8/8页）

克尼克将他赢得约可伯斯神父的部分信赖视为他个人的一种赏心乐事。他仍然不知道卡斯达里当局将这件事视为他被派往玛丽费尔斯工作成绩中最高的功勋。他不时徒然自问：他派到这个修道院来的真正目的究系是什么？虽然，当初那似乎是被他的竞争者们嫉羡的一种破例擢升，然而，那不也是一种可耻的遣退而被打入冷宫之中？如果说是学习，任何地方都可学到东西，这里又有何不可？另一方面，从卡斯达里的观点看来，这所修道院，既非学习园地，又无学者模范——只有约可伯斯神父是个例外。同时，他还暗自寻问：他孤陋寡闻，只和这些玩玩的半票选手在一起，是否影响到了他的珠戏能力？他是否正在退化之中？他也无法说个明白。然而，尽管他显得如此疑惑不决，但他那原来就已缺乏的耐心和他那已经晋级的amorfati（命运之爱，对于命运的默受），倒使他受益匪浅。大体而言，作为一个宾客，兼任一名无关重要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安逸的古老修道院中，比离开华尔兹尔之前几个月处身于那群野心人士之中，更能投合他的脾性。如果命运有意永远将他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区的话，他在这里当然会尝试改变他的某些生活层面——例如，设法弄一个朋友来到此地，或者，至少每年弄一个较长的假期到卡斯达里走走——除此之外，其余的一切也就不难满足了。

阅览这部传记速写的读者，也许会期待我们描述克尼克在修道院所得生活体验的另一面，亦即宗教生活的一面。但我们只敢作某些试探性的提示。不用说，克尼克在修道院期间必然曾对宗教——亦即那里日常修行的基督教——有过深切的体认。实际说来，从他以后的言行与举止看来，显而易见，他确曾有过此种遭际。但他曾否信奉基督教及其信奉的程度如何，则是我们不得不置而不答的一个问题；这些方面与我们的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除了尊重卡斯达里广泛培植的种种宗教信仰之外，克尼克还有一种内在的敬意，而这种内在的敬意，我们如果称之为虔诚的信念，也不会错到哪里。尤甚于此的是，他在学校求学时代，特别是在研究教堂音乐时期，就在古代基督教义方面得了良好的教益。更甚于此的是，他对圣礼的意义与弥撒的祭仪也都了如指掌了。

他在本笃会修士之间发现了一种活的宗教，使他感到颇为惊讶而又肃然起敬；在此之前，他对这种宗教只在理论和历史方面略有所知。他曾参加多次的礼拜仪式，而在他熟读约可伯斯神父的若干著述并与他作过一些恳切的交谈之后，他终于完全明白这个基督教是一种多么令人讶异的宗教——在若干世纪的生活历程之中，它曾有多次因为变得过时而不再时髦，曾有多次因为显得陈旧而失却活力，但每次又因接上它的生命源头而得到新生，而将那些曾因一度时髦而占便宜的层面置之脑后。对于常在交谈中在他心中出现的那个观念：卡斯达里文化或许只是西式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世俗化的暂时支流，终有一天会被生出它的父母吸收回去，他并没有认真地加以抗拒。某次，他对约可伯斯神父表示，纵然如此，他约瑟·克尼克本身的立场，仍然站在卡斯达里的一边，而不是倒向本笃会的一面；他必须为前者而非后者服务，才能证明他不失立场。他的任务是为他是其中一分子的那个系统工作，而不问它是否可以永垂不朽，乃至可否有一个长寿人的寿命，他都不管。他说他只能将改宗视为一种颇不体面的逃避勾当。同样的，他俩都很敬重的约翰·亚尔布烈·班吉尔，在世时也曾为一个渺小而又短命的宗派服务，也没有疏忽他对那个永恒者必须要尽的义务。所谓虔诚，亦即赤心服务且忠实到不怕牺牲个人生命的敬信，乃是有关个人成长的每一个信念和每一个阶段所不可缺少的要件；这样的服务和忠诚乃是衡量虔诚的唯一有效尺度。

克尼克在与本笃会的神父们相处大约两年之后，忽有一位不速之客来访这座修道院，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碰面，甚至连通常的引介都省掉了。他对这些处置办法发生了好奇心理；他一连用了几天的时间观察这位贵宾的来访；他作过种种不同的思索之后，终于相信这个陌生人的宗教习惯实是一种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但经常与院长和约可伯斯神父在关起的门后举行冗长的会谈，并且不时收到和发出紧急的信息。截至目前，由于克尼克至少已经风闻到该院的政治关系相传承，故而猜测这位贵宾若非一位地位颇高的政治家，就是便装巡行的君主之类。他在如此思索时，忽然想起前几日也曾有一些贵客来访，在他看来，似乎也有相同的神秘感或重要性。这时他忆起了卡斯达里的“警察”头子，同时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的杜布瓦，同时也记起了他曾请自己留意该院的此类事件。虽然，他对打这样的报告既无兴趣又无感应，却也因为一直未曾写信给这位好好先生而感到有些歉疚。毫无疑问，杜布瓦对他必然感到失望了。因此他写了一封长函，尝试解释他之所以保持缄默的因由，同时，为了使得此信有些实质而不致显得空洞起见，也就将他与约可伯斯神父交往的情形略述数言。至于卡斯达里方面会有多少要人以及怎样细心拜读这封长函，他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