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怀念（第2/3页）
毕业之后，我搬到了香港。（我一时兴起，申请了去那里学习和教课的奖学金，不过没有成功。我的兴致更高了，决定自费去那里并成为一名记者。我做了几个月的临时秘书，攒够了买单程票的钱。）大卫·拜耳去了纽约找他的男朋友，并为一名建筑师工作，他攒钱想要去建筑学校，拯救所爱的城市。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我们通信并给对方寄明信片。不过大卫在纽约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长信都无法把它们说清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开始用油布的边角在一些区域拼凑“小地毯”。随着这些作品越来越多，它们出现在了报纸的报道上。大卫开始和纽约下东区的作家和画家交往，像涂鸦艺术家那样为城市带来了艺术景观。他答应要来看我，不过要等他攒些钱、等他生活节奏慢一些、等他的申请完成之后。大二结束后的暑假，还有我中途回家更新六个月的香港工作签证时，都和大卫一起快活地旅行。我们承诺彼此，以后找机会还要一起旅行，就选在便宜些的亚洲。
1986年的一天，我身在香港，起床时觉得精神百倍。那是个星期六。我外出完成采访任务，然后回到公寓，想要写点东西。我还记得那最神奇的一刻：前一秒我还感觉不错，实际上，是感觉很好；而下一秒，我就发起了高烧。我感觉自己要呕吐，甚至要晕过去了。我够到体温计，发现自己104华氏度（40摄氏度）。接着我开始冒汗，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冷汗。我颤抖着，汗水不停从脸上流下来，衣服都湿透了。接着，我就好了，尽管有些虚弱和摇晃。于是我躺下睡着了。几个小时后，我哥哥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电话里，他告诉我，大卫·拜耳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撞到了街上的坑洼，自行车失去控制滑向了林肯中心外的一辆巴士，大卫当场丧命。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想要联系我，就找到了我的哥哥。不久之后，我了解到大卫的父亲结束了公差正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在我和哥哥通话后的几个小时后才会降落，那时等待他的是儿子的死讯。
我并不相信心灵感应。但是我发现我无端的高烧和大卫去世的时间吻合。
我从香港飞回纽约参加葬礼。在飞机上我想喝点威士忌。西北航空要收取四美元，而我只有一张二十元的纸币。空乘人员不想找钱。当我看到他们出租耳机——每个两美元——收了很多零钱，再次要求他破钱时，他还是不肯。那是耳机的钱，他不能用来给饮料找零。就在那一刻，我的愤怒差一点爆发。大卫的死让我感到悲痛欲绝。突然，我是这么想念大卫，这思念让我无法承受。我从不知道也从未经历过如此沉重的悲伤和巨大的愤怒，一旦我忍不住开始表述，就将无法停止。
我从一数到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直到最终睡着。
葬礼上，我和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我还有时差感。我发现悲伤和时差其实很像——世界以错误的方式转动，你睡不着，即便筋疲力尽也毫无困意，你晕晕沉沉，好像在生病发烧。前一分钟浑身发热，接着马上又觉得冷。最重要的是你觉得很奇怪，没有根基，无家可归。需要有点信心相信这感觉总会过去，恢复原样。人能够很快适应时差，却不能适应悲痛。时差很快就会消失，而悲痛就算能够减轻，在减轻前总要不断加剧。
当大卫·科波菲尔失去了妻子朵拉时，他想到：
这不是我去探究巨大悲痛之下我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逐渐认识到未来没有什么出路，我生命的力量和行动就到此为止了。只有死亡能够为我带来庇护。刚刚遭受痛苦的打击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后来慢慢发现的。
当我失去大卫·拜耳时，一开始我不能相信他真的离开了人世。我一直期望他能再次出现，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在后面的章节里出现。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终于适应了没有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他的离去而改变，再也不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还有一段时间我十分自责。大卫一直想来香港看我。我为什么不坚持邀请他呢？如果他来了香港，那天他就不会在纽约骑自行车，他可能还活着。我知道这样想不够理性，但是责备自己要比接受飞来横祸容易得多。
在五年时间里一个人能够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到这我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悲伤。难以忘怀。深不见底。我不能说每天都会想起大卫·拜耳，但是我确实在很多时候都想到他。那些日子通常都是快乐的。想起他的几天后，我意识到自己想到他时并没有明显的失去感。
我喜欢谈论大卫——和我们的朋友，和他的男朋友——我喜欢跟别人谈起大卫。通常这让我高兴，但有时我也会非常想念他。
有人曾经告诉我当他极度想念已逝之人时，他就在脑海里编个小故事。比如，他会想象死去的朋友其实是在阿拉斯加的三文鱼罐头厂工作，那里很远，不通电话、没有网络。当我十分想念大卫时，我会想象他在罐头厂、小船上或者是热带岛屿上。不久之后他就会回来，我就能见到他了。
葬礼结束后，大卫的父母想让我收藏一些他的遗物。他们送给我大卫的画作，还有一篇论文的复印件。论文是关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一位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家和评论家的，试图解释拉斯金对于自然的看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论文的分析将文学、艺术、建筑囊括其中。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系列作品和《大卫·科波菲尔》。每当我很久没有想起美丽而充满活力，像朵拉一样英年早逝的朋友时，我就会翻阅这些书。
去年，我遇到了在收容所的一位员工。他告诉我他喜欢这份需要与将死之人和他们的家庭打交道的工作，而且他时常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智慧，既为己用，也与人分享。他给我看了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看到的语句。我翻阅着，发现了一句约翰·拉斯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