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研究》 （1967）（第5/9页）

您的蝴蝶是从哪儿，通过哪扇窗户飞进来的呢？

我对野外、实验室和图书馆中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的热情甚至比文学研究和创作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多，这可以多说一点。鳞翅目昆虫学家是鲜为人知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韦伯斯特大词典提及。但这又何妨。我对不同种类的蝴蝶重新作了分类，对好几个品种和亚种的蝴蝶作了描述和计算。我对一些微小的蝴蝶器官（我第一个观察和描绘）的命名已确定无误地进入生物学词典（可与可怜的“小仙女”一词进入最新版韦伯斯特大词典相比）。确切描述所带来的有形的喜悦、投影仪的静谧天堂、分类描述中的诗歌般精确，这些都表现了令人兴奋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所具有的艺术性特点，这种研究可积累新知，虽然这种新知对外行来说毫无用处，但却呈现给了它最初的创造者。在我看来，科学首先意味着自然科学。它并不是一种修理收音机的能力，修理工作是粗笨的手指也能做的。除了这个基本考虑，我当然欢迎任何科学领域和任何艺术门类之间术语的自由流通交换。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格言化是动脉硬化的一种症状。

在《微暗的火》中，金波特抱怨“夏天的来临代表了一个光学问题”。《眼睛》的书名取得很好，因为您通过小说探讨了这些问题；对“现实”的理解是视觉的一个奇迹，在您的作品中，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光学仪器。您研究过光学吗？您能谈一下您的视觉意识吗？您认为视觉意识有助于您的小说创作吗？

你的引文恐怕是脱离了上下文。金波特只是对夏天茂盛的叶子有点生气，因为这妨碍了他的窥视。(20)而你认为我有好视力是说对了。多疑的人应该戴上眼镜。然而，这是真的：即使有绝好的视力，人也必须触摸某物以便对“现实”更有把握。

您说过，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是您喜欢的两个当代作家。您觉得他们彼此相像吗？您认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如他声称的那样摆脱“心理学”了吗？

罗伯－格里耶的说法是荒唐的。那些宣言和那些蠢人都随着达达派死去了。他的小说很有诗意和独创性，精神层面的转换、连续的印象的相互渗透，等等，当然属于心理学——最佳状态的心理学。博尔赫斯也是一个天才人物，但他的微型迷宫和罗伯－格里耶的大型迷宫是相当不同的建筑，采光也不一样。

我记得您在康奈尔大学对两个有“心灵感应”的作家（我相信您在比较狄更斯和福楼拜）作过很幽默的评论。您和博尔赫斯都生于1899年（但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啊！）。您的《庶出的标志》和博尔赫斯的短篇《环形废墟》在观念上是相似的，但您不懂西班牙文，而那个短篇1949年才译成英文，已是《庶出的标志》问世两年后了，就像在博尔赫斯的《秘密的奇迹》中，赫拉迪克创作了一部诗剧，令人惊异地与您最近译成英语的剧本《华尔兹的发明》相像，您的剧本先于博尔赫斯的小说，而他不可能用俄语读过这个剧本。您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博尔赫斯的小说？除了心灵感应，您和他有过什么联系和接触吗？

三四年前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的小说。在此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也不相信他知道，或应该知道我的情况。那说不上是什么心灵感应。《斩首之邀》和《城堡》之间有相似性，但当我写我那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卡夫卡。至于海明威，我40年代初第一次读他的小说，什么钟声啊、棒球啊、公牛啊，我很讨厌。后来我读了他那篇值得赞赏的《杀手》，还有那个精彩的鱼的故事，有人请我译成俄语但因故没有译成。

您的第一本书是将刘易斯·卡罗尔译成俄语。在卡罗尔的“胡言乱语”观与《庶出的标志》和《微暗的火》中您的假冒或“混合”的语言之间，您认为有什么相似吗？

与其他许多说英语的孩子（我也是一个说英语的孩子）一样，我一直非常喜欢卡罗尔。但我并不认为他虚构的语言和我的语言出于同一根源。他和亨伯特·亨伯特倒有一种可怜的相似，但某种顾忌阻止我在《洛丽塔》中暗示他的反常行为和他在昏暗的房间中拍的那些暧昧的照片。他没有受到惩罚，就像其他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逃脱了因鸡奸和恋童癖而受罚一样。他的小姑娘是些可悲的、瘦巴巴的小仙女，拖泥带水，衣衫不整，或者就是半裸的，仿佛参与了某种肮脏和可怕的猜字游戏。

作为一个翻译家，您有丰富的经验，小说创作中也借鉴了翻译。在翻译艺术和写作实践中，您认为存在着哪些基本问题？

有一种小马来鸟，属于画眉科，据说只在每年的花市上，由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孩子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方式加以折磨才歌唱。卡萨诺瓦(21)一边看着窗外达明斯(22)受着莫名的酷刑，一边同妓女做爱。当我读由一些当代名家翻译的殉难的俄国诗人的“诗作”时，上述景象让我很不舒服。一个受折磨的作者和一个被欺骗的读者，这就是故作风雅的意译的必然后果。翻译的宗旨和正当理由只是尽可能准确地传达信息，而这只有通过直译加上注释才能达到。

提及翻译让我想起批评家面对的一个金波特式的问题：他们通过翻译评论您的俄语小说，但他们自己不懂俄语。可以说，像《防守》和《绝望》这些作品的翻译必然会有许多风格上的变动（双关语的情况当然也一样），而且语言上通常也比《黑暗中的笑声》更为丰富，这部小说跟其他小说写于同一时期，但它的翻译是在30年代。对此您怎么看？如果《黑暗中的笑声》的风格表明它应该先于《绝望》，实际上，它的写作也许要早得多。在四年前BBC的访谈(23)中，您说您二十六岁时写作《黑暗中的笑声》，那应该是在1925年，这样，它就是您的第一部小说。您真的这么早就写了这部小说吗？还是因BBC摄像机的干扰导致记忆有误？

正像我在序言中说的，我在翻译中对那些小说的细节经常进行润色，在《绝望》译文中重新设置了一个情景。所谓“二十六岁”肯定是错的。这可能是年份发生了压缩，或者是我想到了我的第一部小说《玛申卡》，写于1925年。《黑暗中的笑声》的俄语原著写于1931年，比《绝望》早三年，威尼弗里德·罗伊的译本，经由我大致的校对，1936年在伦敦出版。一年后，在里维埃拉，我尝试——不很成功——译成英语，为鲍勃斯－梅里尔公司提供一个新译本，该译本1938年在纽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