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医学界(第6/9页)

古奇找了一个名叫克莱孟丝的“女工”,而他的朋友西亚多喜欢另外一个名叫爱米丽娜的,她们两个好像都是舞女。“我整天工作。”古奇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后面他写了晚餐和之后傍晚的事情。

我开了香槟,西亚多开始吃,我们喝了酒。我把爱米丽娜搂在怀里,她哆嗦着,跪下。我们接吻,开始哭,他们接吻,我们也接吻。她说“你”,我也说“你”……这是亲切的称呼,我们是朋友。三瓶香槟喝完了,我们发热,酒精在血液中流淌。爱米丽娜醉了,我们把她放到床上,我们三个人又喝酒,大家都上了床——接下去……

古奇写道,第二天早晨,“我们10点钟起床,吃了丰盛的早餐,然后就各自分开了,姑娘们去排练歌剧,我去了解剖室,在那里一直到下午4点钟”。

每天早晨又开始了工作。“早晨6点我去医院,一直到下午6点,我至少有八个小时在病房里……观察、记录……有时一天要记15页。”小詹姆斯·杰克逊写道。他1833年春天几乎一直在和皮埃尔·路易一起工作。当时他们都在路易的指导下,包括梅森·沃伦。沃伦说有他的朋友在一起就够了,他为此“牺牲”了六个月,在路易的指导下工作。

1833年夏天,沃伦的父亲来信,让他“定下时间”回国,但这个年轻人觉得他几乎还没怎么开始学习呢。

19世纪中期,那些活动在巴黎的有名的老师和医学大师之中,没有人比皮埃尔·夏尔·亚历山大·路易更受美国学生们的尊敬,对美国学生影响更大的了。20多年来,他对美国医学生的鼓舞要超过任何其他的法国医生。

路易办事从来不为做秀;他没有什么迷人之处和耀眼的光芒;他永远也不会像加布里艾尔·安达拉那样让医学院的阶梯教室爆满;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人认为他“枯燥”。亨利·鲍迪奇记忆中,他对当老师好像不太适应,讲起课来有点笨口拙舌。不过,他是有实力的,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看病时头脑特别清楚,坚持在证据、“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就像霍姆斯所说,他教给学生“热爱真理”。

路易四十几岁,在巴黎完成学业之后到了俄罗斯,在那里行医七年。回国之后,他放弃了一般的行医,专门进行疾病研究。他娶了维克多·雨果的妹妹,这在许多学生眼中,也增加了他的分量。

他因对病人连续不断的问题、慢条斯理的仔细检查,还有没完没了的笔记而出名,同时也让人取笑。一天早晨,他看到霍姆斯在爱心医院巡查时记笔记,于是称赞道:“先生,你很努力,这,很好!”

他坚持“精确观察”,意思是仔细倾听病人的叙述,用听诊器仔细、系统地听诊。听诊器是法国医生勒内·雷奈克于1819年发明的,用来检查胸腔的工具。霍姆斯写道,听诊器“在当时几乎是新鲜的东西,我作为医学生的时候,任何一个医学教师都没有讲起过显微镜的使用”。

亨利·鲍迪奇说起路易时写道:“这位先生的头脑并不聪明。”

他具有那种观察和计算的精神,在病床边把病症查到最精确,然后考虑在各种情况下其不同的价值。(路易)是,他也希望被认为是,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并从所观察到的事实中推断出诊断疾病的规律。

霍姆斯非常乐于实践路易的方法。他一天花近五个小时坐在病人的床边,问问题,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路易的主要兴趣是胸腔疾病,主攻当时人类主要的杀手——结核病。有时小詹姆斯·杰克逊也承认,路易对结核病的兴趣超过了治病救人。

路易个子很高,说话语调温和,长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眼镜,如果不坐在病床旁边,他在病房里走路很快。霍姆斯把他描写成一个“平静严肃又面带笑容,声音温和的”人。梅森·沃伦特别记得,经过了很长一段健康状况良好之后,他病了几天,路易来看望他。

像外科大夫韦尔博一样,路易偏爱美国学生;也像韦尔博一样,他特别看重美国学生中的几个佼佼者——杰克逊、沃伦、鲍迪奇和霍姆斯。杰克逊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他在霍乱肆行期间和路易一起工作,这更让他敬重路易。他开始把路易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父亲。路易后来也告诉老詹姆斯·杰克逊,他也把小詹姆斯看作儿子。

杰克逊决定,要在巴黎比原计划多逗留一段时间。路易鼓励他在科研上花更多的时间,他也希望这样。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说实话,一想到有一天我能把时间花在挣钱上,而不是探求真理上,我就充满了恐惧和战栗。”他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说。

一次有人对我说学生生活是最幸福的,我笑了。在行医的事业中我相信,我们的职业满足了人间的温情,让人有道德感——不过我得承认,如果客观情况允许,我应当愿意花上8~10年的时间来研究病理学和治疗学,希望能确立一些重要的真理……

我们生活在黑暗中,要花费许多时间来发现那些貌似真理的谬误,而不是得到有价值的真理……我相信在美国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东西,许多并未得到证明。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在医学上要在许多点上对一个东西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医学不值得像确切的科学那样加以研究,这是不对的。

路易写信给杰克逊的父亲,要求杰克逊在巴黎多待几年,致力于病理学研究。老杰克逊虽然完全赞同儿子的愿望,还是想让他回家。他在给路易的信中写道,这里需要杰克逊,“我们是一个干事情的民族,我们是全新的……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相比,人手太少,每一个青年一有能力就需要投入到工作之中”。

事情定下来了,1833年7月13日,小杰克逊写信给他父亲:“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巴黎了,我不想给您叙述,要离开路易我是多么苦恼。”

在路易和他的做法的鼓励下,鲍迪奇决定致力于胸腔疾病的研究。他写道:“我来这里有三重欢喜: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呼吸法国的空气,认识了路易。”

霍姆斯对路易的科学方法着了迷,觉得精神愉悦。他更加坚信他所学的价值,这一切在国内是学不到的。这就是医学的未来。如果有人问霍姆斯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在巴黎学习过的青年,也不愿相信一个行医多年的本地老医生?他的回答会是:

……因为这个青年有经验,已经见过了各种已有的病例,他所见过的病例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体系。他被要求对这些病例都进行刻苦的研究,每天都有世界上最有能力的老师指导他。这些老师心目中没有任何的陈规陋习,只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的老师在病床边指导青年学生,为他们答疑解惑,学生尽可以表述自己的意见,稍有疑问还可以和老师争论。学生一年中解剖的尸体比我们医生十年解剖的都多……仅呼吸一下巴黎那科学的空气对那些容忍愚昧、迎合平庸的人来说也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