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第5/7页）

仲夏，当印着鲁米肖像的五千里拉纸钞开始发行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讣闻，一位名叫法蒂赫·穆罕默德·乌申绪的退休上校过世了。那一阵子，炎热的七月夜晚，深夜访谈任务的次数直线上升，而放在我面前的大头照也以倍数增加。比起耶拉的小小照片收藏，在这里我看到了更悲伤、哀怨、吓人、不可思议的脸：脚踏车修理工、考古系学生、纺织机操作员、加油站服务员、杂货店进货员、叶西坎电影公司临时演员、咖啡店老板、宗教论文作者、公交车收票员、停车场服务生、夜总会保镖、年轻会计师、百科全书推销员……他们全都受过严刑拷问，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鞭打；他们全都望着镜头，带着一副“我不在这里”，或是“反正其实我是另一个人”的表情，掩盖他们脸上的恐惧和忧伤。他们似乎想借此忘掉那沉淀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失落秘密——然而由于他们已忘记了它的存在，所以他们也从不曾想起它——把那神秘的知识抛入无底深井中，永不复返。

当初，为了看看在这场陈旧的棋局中，哪个棋子摆在哪个位置，我在全然无意识的情况下走了几步棋，然而如今这场棋局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们也一样），只是通向一场命中注定的结局。我不想再回头，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起任何关于我看到照片中的人脸上写着文字的事情。只不过，某一个永无尽头的碉堡之夜（或者该称之为“城堡”?），当我再度以同样的肯定否决了所有送到我面前的照片后，调查局探员——我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参谋上校——问了我一个问题。“文字，”他说，“你能够辨认出任何文字吗?”接着他以内行人的老练口气补充道，“我们也明白，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人要做自己有多困难。但你不能多少帮我们一点吗?”一天晚上，我听见一个身材圆胖的少校谈论道，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有一些苏菲教派的残党，仍坚信某种救主降临的理论。他提起这个话题的口气，并不像在报告某项秘密情报，而像在阐述自己阴郁乏味的童年回忆：耶拉曾经多次暗中前往安纳托利亚，尝试与这些“反动余孽”接触，并成功地与其中一群冲昏头的人会面，地点常常不是在科尼亚郊区的一个修车场，就是在席瓦斯一个制棉被师的家里。耶拉告诉他们，他会把审判之日的暗示藏进专栏文章里，大家只要耐心等就好了。而在有关独眼巨人、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一天、苏丹及帕夏易容扮装的文章里，便充满着这样的暗示。

后来，有一个勤奋的警官透露说他终于解开了密码，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用《吻》这篇文章的每一段第一个字母所组成的离合诗，就是解谜的关键。听完后我很想说：“我早知道了。”不久，他们意味深长地拿给我霍梅尼[1]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已故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1]描述自己一生奋斗的著作《发现神秘》，以及当他流亡布尔萨期间，在幽暗的城市巷道里被人拍摄到的照片。他们究竟想暗示些什么，其实我早已心知肚明，我忍不住想说：“我知道。”有时候，他们笑谈说其实是耶拉找人来杀自己，目的是为了“建立”某种失落的秘密，或者，依他们的说法，因为“他脑袋短路”，记忆错乱。有时候，我会在面前的照片中看到一张脸，酷似从耶拉的榆木橱柜深处找出的照片里那群迷惘、呆板、抑郁的人。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想冲口而出：“我不是早知道了吗!”我想告诉他们，我知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逐渐干涸的时候，他声声呼唤的挚爱是谁；在那篇关于吻的文章里，他捏造出来的虚幻妻子是谁；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所遇见的英雄又是谁。我很想说：“我知道”，尽管我对他们的言论存疑，譬如，他们曾乐不可支地回忆起耶拉专栏里一个卖黄牛票的家伙，疯狂地爱上了电影售票亭里的一个希腊女孩，他们说他其实是他们局里的一个便衣警察；或者，当我认真地盯着又一张照片，然后说我不认得这张脸时——除了因为被折磨、殴打得不成人样，使它丧失了所有的秘密与意义，也因为隔着一块神奇的双面镜，被我们观看却看不见我们，而满脸不自在——他们便会委婉地向我解释，耶拉所说的什么脸和地图上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个老掉牙的诈骗花招，运用低劣的技巧取悦读者，诱拐他们以为他会传递给他们一个彼此共有的秘密、一个信物、一个符号。

也许他们早已晓得我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但由于他们希望尽快了结这件事，所以他们想要彻底抹去耶拉的失落、黑暗之谜，那个我们还来不及发现，就已被我们生活中的灰暗琐屑所掩盖的秘密。他们必须趁着怀疑还没有在我心中——甚至所有报纸读者和全国人民心中——开花结果之前，就先摘掉它的嫩芽。

偶尔，一个受够了的冷酷情报员，或是一个我初次见到的将军，或一个我几个月前认识的瘦削检察官，会描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像一个不具说服力的侦探，如魔术师般轻而易举地揭开所有线索和细节的隐藏含义，解释给推理小说的读者听。在仿若如梦的推理小说结尾的场景中，其他在场官员专心聆听，并在面前印着“国家供应局”的纸张上做笔记，好像他们是一群正在为校内辩论比赛评分的老师，耐心而骄傲地听自己得意门生的珠玑箴言：凶手是某个意图“颠覆”我们社会的外国势力所派来的打手；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众人嗤之以鼻的拜塔胥和拿克胥教派，以及一些运用离合诗的古典诗词作家，和一些当代的吟游诗人——全都自认是胡儒非信徒——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国势力摆布，成为阴谋的推手，把我们的社会带入无政府甚至是末世的状态。不，这件谋杀案跟政治毫无牵连。要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人只要稍微回想，遇害的记者过去所写的全是他个人的隐晦执迷，一堆非关政治的胡言乱语，不仅笔调老式而过时，文字风格更是过于冗长而难以阅读。凶手必然是贝尤鲁的帮派大哥，因为耶拉把他的传奇写得过于夸张不实，帮派大哥自觉受到了嘲讽，心生怒火，因而亲自或雇请一个枪手把他干掉。那些夜晚，不时会有为了出风头而自首的大学生，被施以严刑而打消了承认犯案的念头，也不时有无辜的民众在清真寺被捕，被严刑拷打要他们吐出真相。在那段日子的某一夜，来了一位满口假牙的奥斯曼古典文学教授——他和调查局局长小时候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旧街道与后院里度过，街道与后院上方是一个个格子构造的阳台——他先简短地发表一段关于胡儒非教派及古代文字游戏艺术的介绍，不仅内容枯燥，还不时被笑话打断。接着，我勉强把故事又讲一遍给他听，听完之后，他摆出一副吉普赛算命师的神态，解释说：“这些事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置入谢伊·加里波《美与爱》一书的架构中。”不过，这位指出了两百年前诗歌问题的教授从文学角度针对耶拉一案所提出的解答，却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与此同时，碉堡里有一个两人组成的小组，正忙着检查众多消息灵通人士的信件，这些信全都是在悬赏奖金的热潮下，一窝蜂涌向报社和有关当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