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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

“我想那天有大概两百人逃离了集中营。我们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三五成群，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组织。获得自由后，筹划逃亡的人们无法保证大家的生存。大多数犹太人和苏联囚犯后来都被德国人追捕射杀，或者被波兰游击队发现后遇害。许多人在附近的农场中寻求庇护，但很快就被告发。一部分人在森林里活了下来，一部分人穿过布格河，去找向西推进的苏联红军。我很幸运。进入森林后的第三天，我被一个名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发现，他们的首领是一条英勇无畏的汉子，名叫耶切尔·格林斯潘。他将我带进游击队，命令队医照料我，使我恢复体重和健康。从上一年冬天起，我的脚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我同奇尔游击队在猫头鹰森林中游弋了五个月。我充当队医雅克兹克的助手，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有时甚至是德国人的性命。

“大逃亡后不久，纳粹就关闭了索比堡集中营。他们摧毁了牢房，撤走了焚化炉，将来不及烧掉的数千具尸体埋进大坑，在上面种上土豆。游击队庆祝犹太圣节的时候，德国国防军纷纷往西部和南部撤退，整个波兰陷入混乱之中。三月份，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活动的区域。对我来说，战争结束了。

“我被苏联人扣押审讯了几个月。奇尔游击队的个别队员被送到苏联集中营，但我在五月份获释，回到了罗兹。但我已经无家可归。犹太人隔离区被夷为平地。我们位于城西的老房子也在战斗中被毁。

“1945年8月，我来到克拉科，骑自行车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那里已经被另一家人——一个基督教家庭——占据。他们在战争期间从市政当局买下了农场。他们说他们对农场前主人的行踪一无所知。

“我离开农场，回到切姆诺。苏联人将那里列为禁区，我无法靠近。我在集中营附近露宿了五天，走遍了每一条土路和小径。最后，我找到了大会堂的废墟。它毁于炮弹轰炸，或是由撤退的德国人主动焚毁，只剩下倒塌的石料、烧焦的木材，还有孤零零的中央大烟囱。我没有找到大厅中的棋盘方格。

“在埋尸体的浅坑中，我发现了最近被挖掘的痕迹。那一带到处都是苏联烟头。我在当地小旅馆里问到此事，镇上居民坚称他们从未听说有人挖出了大坑中的尸体。他们还带着几分愠色说，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就像德国人宣称的那样，切姆诺不过是个临时关押囚犯和政治犯的拘留营。我厌倦了露宿，本打算在小旅馆过夜，然后骑车返回南方，但竟然被拒绝了。他们不允许犹太人住店。第二天，我搭上去克拉科的火车，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

“1945年到1946年的冬天同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一样难挨。新政府正在组建，但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是食物短缺、燃油告急、黑市交易、大批难民回乡，以及苏联的占领。尤其是苏联的占领。数百年来，我们都在同俄国人打仗，曾经征服过他们，也曾经抵抗过他们的进攻，然后在他们的威胁下生活，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一样欢迎。我们刚从德国人的噩梦中醒来，迎来的却是苏联解放的寒冷早晨。同我的祖国波兰一样，我疲惫、麻木，甚至对自己能幸存感到讶异。于是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生活上，努力再熬过一个冬天。

“1946年春天，我收到了堂姐丽贝卡寄来的一封信。她和她的美国丈夫住在特拉维夫。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写信、联系官员、给相关机构发电报，试图找到亲人的信息。她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才与我取得联络。

“我回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堂姐的电报，催促我去巴勒斯坦与她会合。她和丈夫戴维会电汇给我旅费。

“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我们全家从不认为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当我走下人满为患的土耳其货船，双脚站在后来被称作以色列的土地上时，我仿佛卸下了肩上的一副沉重枷锁。1939年9月8日至今，我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自由呼吸了。我承认，那天我激动地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也许我太天真了。几天之后，我抵达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发生了爆炸。那里是英军司令部的所在。后来我才知道，丽贝卡和她丈夫戴维都是哈伽拿【76】的积极分子。

“一年半后，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独立战争。尽管我曾有参加游击队的经历，但我在战场上的职责仍然是医生。我并不仇恨阿拉伯人。

“丽贝卡坚持让我继续读书。戴维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备受尊重的美国公司的以色列经理，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我在罗兹读书时并不用功，战争又让我有足足五年未接受教育，当我要重返教室时，已经是个二十三岁的男人，心灵饱受创伤，而且变得愤世嫉俗。

“不可思议的是，我学得很好。我1950年进入大学，三年后进入医学院。我在特拉维夫学习了两年，在伦敦学习了十五个月，在罗马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在苏黎世度过了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一有机会我就会回以色列，在戴维和丽贝卡夏天待的农场附近的居民点工作，同老朋友聊天叙旧。我已经亏欠我堂姐和堂姐夫太多，但丽贝卡说，作为艾希科尔家族拉斯基一脉的唯一幸存者，我获得再多的照顾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