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2/9页)
在阅读第四卷《日志》时,读者们经常能感受到年龄和疾病的负荷,感受到伊利亚德一生中那种能够同时创作各种不同作品的非凡能力在逐渐削弱。生命终结的预兆因为谨慎和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日志描写的那些狂热行为中找出一些本质的主题,我们也许能从伊利亚德的最后几年里总结出他最痴迷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书和罗马尼亚。正如温迪·多尼格在她为伊利亚德第四卷《日志》写的充满情感的后记里强调的,“他生活的中心是书,人是其次的。”[6]在终点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他不能完成的书,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离开的人。第四卷《日志》里有一些章节痛苦地讨论了不可避免的末日,而另一些,则表现了伊利亚德非常克制冷静的一面,例如关于他非常平静而小心地分隔藏书室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一起组成了一幅值得纪念的完整肖像。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似乎很难和他亲密相处的书籍竞争,那些书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激情,从少年时代永不疲倦的阅读(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找到一种能最大程度缩短睡眠时间的方法)到失眠的老年,书籍的魔力始终能够让他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
如果伊利亚德的身体能抵挡得住囚禁岁月的折磨,他会和另外一些与他思想接近的人们一样在60年代被释放。和他们一样,他可能会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他可能会被允许发表某些新书旧作,他可能会得到某些只有“有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才会得到的尊敬和“宽容”,他甚至可能会得到政府官员别有用心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政治敌人的思想为他们现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铁卫团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极权主义的国家以领袖为中心,他们可耻地发动了反对民主、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批评的运动,他们压制自由[15]。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党派来说,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罗马尼亚思想中的民主和理性潮流(如1848年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罗马尼亚伟大作家卡拉迦列的讽刺幽默、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拉文内斯库留下的精神遗产等)[16]开始成为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当然在这些目标里还包括西方“颓废的影响”,万能的安全局千方百计在它的周围设好防线。康斯坦丁·诺怡卡——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学者,他曾经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早年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摒弃齐奥塞斯库政权。伊利亚德是否会做出与他同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诺怡卡怀疑民主,痴迷于“罗马尼亚的灵魂”和“纯粹的”理智,他对西方“颓废”的批评比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批评要频繁严厉得多(毕竟这样做更加痛快)。伊利亚德去世后不久,诺怡卡也相继去世,这不仅让他的狂热崇拜者们为之扼腕(有趣的是,这里面有那些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正直人士,也有许多支持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卑鄙小人),整个罗马尼亚知识界都视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