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5/9页）

伊利亚德当时在罗马尼亚报刊发表的其他文章本也应该包括在内，例如下面这段：

为了有着千年历史并将生生不息的罗马尼亚，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进行社会改革，每个外族肆扰的角落都应该重新成为我们的殖民地，所有的叛徒都应受到惩罚，我们民族的神话将传遍全国的每寸土地，我们的力量将延伸到国土之外。[35]

还有下面这段：

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匈牙利人（他们是继保加利亚人之后这些地球上最最愚蠢的人）折磨和侮辱的人身上，从那些英勇的特兰西瓦尼亚政治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它像一只暴怒的雄师，目空一切，时刻武装着，充满了力量和仇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36]

还有一些文章中写到了弱小、腐败、幼稚的罗马尼亚民主犯下的“可怕罪行”（“多瑙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斯拉夫人的入侵”、“犹太人遍布马拉暮莱斯和布科维纳的每个村落，并在比萨拉比亚的所有城市里占据了人口的绝对优势”[37]）。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字，有的甚至更加荒唐令人生厌。这些文字今天在我们看来幼稚得可笑而且过于具有侵略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简单化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寻找一种速效措施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在那时显然是合法的。正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在他们关于纳粹的文章中提到的，极端主义运动在危机时期经常使用这样的“逻辑”。在战争之前那些混乱而压抑的日子里，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极端主义的冲动不幸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罗马尼亚有着肥沃的土壤可以让极端主义植根，在这里，脆弱的民主由于内部纷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还必须记住一点，在这个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上，身份危机和对乌托邦理想的轻易认同也为新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罗马尼亚及国外的许多评论家一直强调伊利亚德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他文章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神秘的模棱两可、他那神奇的幻想、他如谜般的现实生活、他文字里表现出来的自由洒脱和梦幻般的激情。

但这些并不能帮助他摆脱与法西斯主义的干系，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文学必须首先达到一定审美标准，就像学术作品要达到学术标准一样。在最近一篇关于保罗·德·曼的文章里，丹尼斯·唐纳休这样写道：“如果因为德·曼战争期间的那些日志而连累了解构主义，那就太不公平了。”但话要说回来，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不应该一直逃避良心的拷问，它们要经得起道德的检验，模棱两可的话语和狭隘的、传统的日常记录都会削弱这类文字的力量。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鲁西安·瑞库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本日志“出于过分的个人尊严或谦虚，或是作者试图在道义上使自己合法化，或为了其他任何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隐藏了太多东西，那么它自然就失去了价值”。

伊利亚德的小说和他的报刊文章风格截然相反，这就像作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伊利亚德和晚年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伊利亚德之间截然不同一样。朋友们都记得，在他美国那个温馨的家里，伊利亚德对任何种族任何信仰的同事和熟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热情和友善。他对东方精神价值的忠诚以及他对西方越来越深刻的怀疑，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进行坦诚的对话或影响他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没有人能感觉到，也许伊利亚德本人也在努力忘却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他生命中的耻辱。他日志里始终回避的那些问题也因此一直困扰着他的读者。

和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们相比，如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和约尔加，伊利亚德“得天独厚地”见证了二战期间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恐怖的右翼和左翼独裁统治的危险行径。伊利亚德的大半生都是在西方度过的，他知道，尽管民主制度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绝对是唯一允许右派和左派进行对话的制度，甚至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我们常常会充满同情地看待某个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矛盾，我们也希望在他的日记里找到这种矛盾，但不幸的是，我们找到的是令人吃惊的始终如一。他的“幸运的罪”不仅仅是他对艾奈斯库的崇拜。

我们很难理解伊利亚德的“幸运的罪”，更难理解的是他自传里的这段话：“我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评判科德雷亚努。我只知道，在铁卫团运动令人瞩目的选举成功四个月后，它的首领被判十年苦役，五个月后他被处决——这些事情都使我更加相信，我们这一代没有政治前途。”[38]科德雷亚努是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中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他强烈地反对犹太人和民主，他被控犯下了谋杀罪及推行政治恐怖主义。然而，二战爆发四十年之后，伊利亚德似乎还不知晓历史对科德雷亚努的审判，仍然沉迷于科德雷亚努的选举“成功”。伊利亚德没有提到这个“烈士”犯下的谋杀罪，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那一代”，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一代”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他对科德雷亚努的部下也是同样的态度，例如像伊翁·莫塔和瓦西里·马林这样在1937年1月和佛朗哥的部队作战时死去的“烈士”。当时伊利亚德对他们的死大书特书，并把他们作为自我牺牲的“典范”。[39]

随着年事渐高，伊利亚德慢慢适应了新的学术和政治环境，虽然我们很难说他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立场，但也许他不再激进地反对民主。西摩·凯恩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伊利亚德的自传里，他从未摒弃过铁卫团运动的意识形态，他不把铁卫团的衰落和失败看作一件好事，反而视之为罗马尼亚的悲剧，是政治幼稚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更像那些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在形式上划清了界限，但内心却从未否定过他们曾经倾注了整个青春热情的思想。[40]

伊利亚德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心目中解决罗马尼亚（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地理情况和政治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地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视角是传统的、保守的，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他对民主和现代性充满了怀疑。

支持国家独立的“独立主义分子”和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主义”的“联合派”之间的旧冲突最近再度萌芽，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呼吁建立一个斯拉夫的俄罗斯国家。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这样的争论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被操纵的。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和那些希望加强本民族特征的人之间重新展开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