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9/9页）

[32]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3]伊利亚德，《新铁卫团贵族》，布加勒斯特，1938年1月23日。

[34]伊利亚德，《几句大话》，布加勒斯特，1934年6月10日。

[35]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

[36]伊利亚德，《唱给特兰西瓦尼亚的赞歌》，1936年11月29日。

[37]伊利亚德，《盲目的舵手》，布加勒斯特，1937年9月19日。

[38]伊利亚德，《自传》，第二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39]伊利亚德，《自传》，第65页。瑞克兹告诉我们，在西班牙的马哈达恩达，人们每年都在这两个铁卫团典范人物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1985年，在他们去世48年的忌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个铁卫团成员和其他130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399页。

[40]西摩·凯恩，《默塞·伊利亚德、铁卫团和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中流》，1989年11月。

[41]“《晨星》的评论家亚瑟·席维斯崔……成为一个狂热的罗马尼亚文化主义论者，用他的笔声讨那些移居巴黎和慕尼黑的‘叛徒’，对这些‘伪文化’的宣传者所代表的文化深表怀疑，从而使他们丧失了文化权威性，把他们作为‘文化恐怖主义者’和叛徒划为异类……但对另外某些移居国外的作家，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认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特征，‘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产生于我们当中的作品……’这些被刮目相看的作家中最瞩目的是世界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默塞·伊利亚德，他不仅以他的聪明才智著称，而且也因为他与前共产党时期右翼组织的密切关系而广为人知，据伊利亚德的好朋友哲学家康斯坦丁·诺怡卡告诉我，他还鼓励帕普大胆推行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反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把席维斯崔当作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的直接代言人，因为他的文章里透露了只有情报机构才可能接触的信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塔的确切位置等），并且经常提到出版物中通常不会出现的移居海外的作家名字。”［黑体字用于强调——作者注。］（凯瑟琳·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罗马尼亚的身份和文化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5章，第47页］）

[42]“1974年，罗马尼亚文化刊物《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年过花甲的文学评论家爱德加·帕普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认为，和原来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罗马尼亚的民族文学传统不是依靠对西方文学的模仿，而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罗马尼亚的文学创作常常领先于西方的发展（如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虽然这样的成就因为在国外鲜为人知而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最初讨论建立、传播和丰富文学价值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变成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爱国主义、背叛和反犹太主义的辩论。“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参加了罗马尼亚文化中心论的讨论，他声称，早在苏联和匈牙利之前，他就已经萌发了建立合资企业的想法。”（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的章节）

[43]诺曼·马内阿，《紧急求助》，布加勒斯特，1980。

[44]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以色列，1972年1—3月；瑞克兹在其专题研究报告中引用的节选。

[4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48、77、80、81、86页。

[4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

[47]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

[48]丹·佩特里斯库、利维·坎吉奥坡，《你还能说什么？一个被占领国里的自由对话》，1990年2月，外交政策研究所，费城，第213页。

[49]丹·米哈伊列斯库，《“美国制造的”默塞·伊利亚德》，《罗马尼亚文学》，1990年2月15日。

[50]维吉尔·内莫阿努，《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1990年5月，第1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