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0/14页）

那个关于访谈的超长故事（就像在这个荒唐世界里有趣而无聊的生活一样）能为我们揭示什么？众人皆知的真理或谎言是否也能发人深省？上帝或者恶魔左右游戏的那些细节是否能揭示一点什么？例如，那篇访谈得以发表的细节。即使那次访谈只不过是“针落地的声音”，但它在官方层次产生的回音却不亚于炮弹的巨响。考虑到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人们应该首先严肃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访谈会被发表？得到的答案很滑稽，活脱脱的一个“嘲弄者的顿悟”。那时，独裁者尝试进行新的卑鄙举措，通过把审查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来加强审查制度。那篇访谈之所以得以发表，是因为某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喜欢去朝鲜旅行：他就是那本杂志的总编。杂志社的总编往往都是由党指派的，他们对出版过程中的一切负责。只有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其他人才可能做决定。在我的这件事里，正是其他人抓住了机会冒了一次险。《星期》谴责说，只是因为负责人“外出到朝鲜或中国半年”，《家庭》“才发表了已经发表的东西”。从朝鲜回来之后，《家庭》的总编发表了这些自我批评的文字：

虽然你们所说的这些事发生在我出国期间，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事情的严重后果。我们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方向正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但不幸的是，正如你们注意到的，它也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倾向，无意中打击了我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并对它造成了伤害。

一直到1990年，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后，我才明白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图。

独裁者是在1989年12月被杀的。从那时起，罗马尼亚一直在经历着混乱而艰难的转折和过渡。旧的体制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统治者的儿子们统治着我们的孩子”是一句流行语）；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的安全局仍然在暗处活跃地行动着（改名为罗马尼亚情报局）并且被分散到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除此以外，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负疚、恐惧和仇恨之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某个聪明的评论员所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希望改变一下“方向”。直到1989年，罗马尼亚都在逆潮流而行，变得越发闭塞压抑，而现在我们可以希望它顺流而行，走向民主，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挫折，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倒退。

报刊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大约有一千种新杂志面世，不同类型，不同导向，不同质量。有些非常出色，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本优秀杂志相媲美，有些则比世界上最粗制滥造的杂志还要糟糕。现在，报刊上有了表现诚实、智慧和创造力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比独裁统治时期更多的表现丑陋和谎言的空间。

一些报刊开始讨论右翼和左翼极权统治的恶果，揭露阴谋，展望民主的蓝图。但在另外一些报刊上，安全局和权贵阶层的势力卷土重来，恐外症、反西方主义和假情报成为它们的重要内容，他们利用新的“自由”继续玩弄邪恶的把戏。

和1981年那次访谈相关的几个人就是这些潮流中的代表。不论是在独裁统治最为险恶的80年代初，还是在开始向民主迈进的现在，我的“案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总体的局势。也只有在历史的大背景里，这个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才能够发人深省，我的这些文字才不至于枉费工夫。

我前面已经说过，一直到1990年春天我才从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中了解到，当初为了发表那篇访谈而做过不懈努力的那些人受到了严重冲击。拉杜·艾涅斯库现在说出了当初为了我不能说的话，当时他不仅受到了领导的公开指责，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利用“决策者”出国的时机，我发表了诺曼·马内阿的一篇访谈。在这篇访谈里，他第一次公开地抗议首都一家周刊支持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家周刊和动力俱乐部，哦，对不起，是三色联盟直接相关。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后来发生在文化部的事情，在那里，也就是今天《民主》杂志专栏作家的办公室里，那次访谈被定性为“国家问题”。

这对于重读那篇访谈以及了解当前的情况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需要解释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国家问题”，我们也不必吃惊会有怎样可笑的后果。向官方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公开抗议被安全局（艾涅斯库讽刺地称为“动力俱乐部”，这是安全局运动俱乐部的原名，1990年更名为“三色联盟”）视为反政府行为。为了毁坏抗议者的名声，他们可以无所不为：这是荒唐世界里最恰当的惩罚方式，因为含沙射影、侮辱谩骂这些手段在一个闹剧般的世界里法力无边。但那些显然和现在还有关系。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前任书记在1981年那篇访谈发表的时候几乎歇斯底里，而到了1990年，他却成了《民主》杂志的专栏作家。在独裁统治垮台之后（但它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垮台），两个当年最擅长妄自菲薄的能人：“无名”和这个前任书记依据“自由的”新闻法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当然，他们取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叫《民主》。这不是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唯一奇怪的变化。本文中一直提到的《星期》更名为《伟大的罗马尼亚》，仍然由“老板”和科尔内留负责。这个杂志还设立了一个同名的基金会，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反罗马尼亚活动调查委员会。过去他们有党提供资金，现在他们也不缺少资金。和很多过去得到独裁者恩宠的人一样，“老板”一点不穷。总是寻求娱乐的大众使得他印刷的那些毁人名誉的文字不缺少读者。编辑们声称他们不需要国外的资金援助，他们讲的完全可能是实话。不管怎么样，承认现在的资金来源和过去一样从策略上来说是不明智的，这个来源就是在意大利的极端右翼罗马尼亚人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1990年11月30日他被米兰的一个法庭判决为“法西斯分子、铁卫团成员、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帮凶”）。德勒根先生，一个前法西斯分子，《星期》的支持者，现在却成了现任总统扬·伊利埃斯库的座上宾，他在罗马尼亚的触角不仅伸向《伟大的罗马尼亚》，而且还伸向了罗马尼亚新闻媒体的其他各个渠道。

《伟大的罗马尼亚》不再属于布加勒斯特的党组织，它称自己是一份“完全独立的周刊”。旗帜上的标语不再是“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而是同样具有号召力的“我们将重现我们的过去，而且更多”，这个新的口号比旧口号更符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纲要，安全局势力的卷土重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恶意中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独裁统治的怀念以及发动反西方的运动，这些都是这本杂志关心的主要话题。从《星期》到《伟大的罗马尼亚》的转化过程中根本没有碰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1989年11月，在齐奥塞斯库被杀后不久，《星期》就开始宣扬，说导致罗马尼亚政变的提密索拉示威行动是一群无事生非者在外国势力（特别是匈牙利）的煽动下组织的。独裁者死后不久，《伟大的罗马尼亚》也开始使用这样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