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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以为阁下主张用君主制解决问题。”法国人说。

将军第一次抬起眼睛。“那您的看法应该被纠正了，”他说，“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他指指他的副官们说：

“我把伊图尔比德留在身边就是为了经常提醒自己。”

“顺便提一句，”法国人说，“当他们枪决那位皇帝的时候，您发表了一项声明，对欧洲的君主们是很大的鼓舞。”

“我当时说的话现在仍然一句不改，”将军说，“伊图尔比德那样平凡的人做出那样不平凡的事，使我钦佩；上帝保佑我没有走他的道路，但愿也保佑我免遭他的命运，尽管我知道免不了要像他一样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接着，他企图缓和一下生硬的态度，解释说，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君主制度原是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设想。这个想法在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的推动下得到了扩散，他本人也想过，披着终身总统外衣的君主制度，不失为竭力争取与维持美洲统一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我认为联邦制度也行不通，”他最后说，“联邦制度对我们这些国家过于完美了，它要求的聪明才干远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不管怎么样，”法国人说，“使历史失去人性的不是制度，而是实行制度的偏差。”

“我们太熟悉这种说法了，”将军说，“骨子里还是本杰明·康斯坦的那套蠢话，那个在欧洲首屈一指的趋炎附势的人先反对革命，后来又支持革命，一会儿反对拿破仑，一会儿成了拿破仑的廷臣，晚上拥护共和，早上支持君主制度，朝三暮四，由于欧洲的强大，他现在又成了评判我们是非的绝对权威。”

“康斯坦抨击专制的论点很透彻。”法国人说。

“作为一个好法国人，康斯坦先生狂热地鼓吹专制利益，”将军说，“与之相反，在这场论争中，只有普拉特长老说的政治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这句话才一针见血。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我本人就曾下令一天之内处决了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拉瓜伊拉医院的伤病员。今天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下同样的命令，欧洲人没有指责我的道德根据，因为如果说有哪一部历史充斥了血腥、卑鄙和不公，那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那片似乎笼罩全镇的肃静中，将军越是深入分析，越是激起了自己的怒火。法国人茫然失措，想插嘴，但将军做了一个手势止住了他，将军列举了欧洲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圣巴托洛梅夜，十小时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两千。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帝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兵在罗马烧杀掳掠，杀了八千居民。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消灭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所有城市的居民；仅仅由于怀疑有人阴谋反对他，在诺夫哥罗德一次进攻中就屠杀了两万居民。

“因此请你们别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他结尾说，“别试图教训我们该怎么为人行事，别试图使我们变得同你们一样，别要求我们在二十年之内干好你们在两千年之内都干不好的事情。”

他把刀叉搁在盘子上，第一次用喷火的眼睛盯着法国人：

“对不起，让我们太太平平地过我们的中世纪生活吧！”

他一阵咳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平息之后，愤怒的痕迹也一丝不剩。他转向“大小孩”坎比略，朝他粲然一笑。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他说，“在如此令人难忘的午宴上讲这些唠叨话太不合适了。”

威尔逊上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一个编年史作家，作家认为不值一记。“可怜的将军已经盖棺论定了。”他说。凡是见到将军最后一次旅行的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谁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的陪同人员中甚至有人认为将军不会被载入史册。

过了桑布拉诺之后，沿岸的丛林不那么浓密，城镇的色彩比较鲜明欢快，某些地方街上还有自得其乐的乐师在演奏。将军躺在吊床上想安安静静地睡个午觉，忘掉那个法国人的狂妄，但是不容易。他还是想到那个法国人，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埋怨自己当时没有找到准确的词句和颠扑不破的论点，现在躺在吊床上才想起，可是对手已不在面前。傍晚时，他情绪好一些，嘱咐卡雷尼奥将军让政府想些办法改善那个落难的法国人的命运。

沿岸景色的变化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已经接近海洋，大部分军官兴高采烈地帮桨手们划船，用刺刀当鱼叉捕杀鳄鱼，把轻易的工作搞得复杂化，像卖苦力似的发泄过剩的精力。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由于母亲家有好几个人害白内障，老是害怕自己遗传这种眼疾而失明，总是尽可能白天睡觉，夜间干活。他摸黑起来，学着成为一个有用的瞎子。将军在野战营地失眠时常常听到他干木匠活的声音：把砍下的树锯成板材，为了不吵人睡觉用布包好锤子，钉成器具。第二天在阳光底下很难相信那些木工细活是黑地里做的。在皇家港的那晚，哨兵还以为有人想摸到将军的吊床那边去，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说出口令才免挨一枪。

航行更为迅速平稳，唯一的倒霉事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一艘汽轮吭哧吭哧迎面驶来，激起的尾浪使舢板摇晃得很危险，掀翻了供应船。汽轮船舷上漆着几个大字：“解放者号”。将军沉思地望着，直到危险过去，汽轮驶远。“解放者。”他自言自语说。接着，像翻过一页书似的，又说：

“想想看，那就是我！”

晚上，他醒着躺在吊床上，桨手们在猜着辨认丛林中的各种声音：卷尾猴、鹦鹉、大王蛇。突然有个桨手莫名其妙地说起坎比略家把英国餐具、波希米亚的玻璃杯和荷兰的桌布埋在院子地下了，怕的是传染痨病。

虽然街谈巷议都说将军害的是痨病，马格达莱纳河一带已经人人皆知，不久即将传遍沿海一带，将军本人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诊断。何塞·帕拉西奥斯觉察到这句话刺痛了将军，因为他的吊床不摇晃了。他想了好久之后说：

“我吃饭时用的是自己的餐具。”

第二天，他们在特纳里菲靠岸，补充翻船损失的给养。将军待在舢板上不暴露身份，但派威尔逊去打听一个姓勒努瓦或者勒努瓦尔的法国商人，他有个名叫阿尼塔的女儿，现在该有二十来岁。特纳里菲查无此人，将军便要威尔逊去瓜伊塔罗、萨拉米纳和埃尔比尼翁几个附近的镇子上再打听，最后才确定传说之事毫无事实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