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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大夫，”他对医生说，“我们只有以对手的鲜血为代价，才能保存我们自己的权威和生命。”

一阵暴怒过去了，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开始时那么突然，将军着手为他刚才侮辱过的军官们作历史性的赦免。“说到底，错的人是我，”他说，“他们只想争取独立，那是眼前具体的东西，并且他们干得很出色！”他向医生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让医生拉他起来，最后叹一口气说：

“而我却在迷梦中摸索，寻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那些日子，他决定了伊图尔比德的去向。十月底，伊图尔比德接到他侨居乔治敦的母亲的来信，告诉他自由派力量在墨西哥的进展使他们家回归祖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从小就有一种彷徨感，现在越来越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天下午，他搀扶着将军在回廊里散步，将军突然回忆起往事来。

“我对墨西哥只有一个坏印象，”他说，“在维拉克鲁斯，港口司令的两条大猎犬撕碎了我带往西班牙的两只小狗。”

不管怎么样，他说，那是他涉足世界的第一次经历，一直铭刻在他记忆中。一七九九年二月，他初次去欧洲，本来只准备在维拉克鲁斯短暂停留，但由于下一站哈瓦那遭到英国封锁，几乎待了两个月。船期延误使他有时间乘马车到了墨西哥城，在积雪覆盖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中间登上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高原，同他赴欧前一直居住的阿拉瓜平原的田园风光毫无共同之处。“我想月球上的景色大概也是这样的。”他说。墨西哥城新鲜的空气使他吃惊，集市的整洁和绚丽多彩又使他眼花缭乱，集市上出卖食用龙舌兰上的红色蠕虫、犰狳、蚂蟥、蝗虫卵、蚱蜢、黑蚂蚁蛹、山猫、蜜渍水蟑螂、玉米蜂、人工饲养的鬣蜥、响尾蛇、各式各样的禽鸟、小得出奇的狗，还有一种自己会不停跳动的豆子。“凡是会动的东西那边都能吃。”他说。使他感到惊讶的还有贯穿全城的许多条清澈见底的运河，色彩明快的平底船和姹紫嫣红、林林总总的花木。但使他感到压抑的是二月份的短日照、沉默忧郁的印第安人、没完没了的牛毛细雨，他这些感受日后在圣菲、利马、拉巴斯和安第斯山区都重新出现，使他感到沮丧。经人推荐，主教接待了他，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在他眼里，总督比主教更像主教，而总督却没有十分注意这个皮肤黝黑、衣着讲究、身材瘦小、自称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少年。“我说崇拜法国大革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将军觉得有趣地说，“不过当时我想，对总督应该谈些政治性的问题，我十六岁时知道的政治只有法国大革命。”继续旅行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叔父堂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那是他第一封被收藏的书信。“我写的字糟透了，连自己都看不清，”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可是我跟叔父解释是由于路途劳累。”那封一页半的信上有四十个错别字，其中有两处都把“hijo”写成了“yjo”。

伊图尔比德插不上嘴，他记得的事情不多。他对墨西哥的回忆只有不幸，不幸加重了他与生俱来的忧郁，将军很能理解。

“别留下跟随乌达内塔，”将军劝告他，“也不要全家去美国，美国强大可怕，它自由的神话最终会使我们陷入苦难。”

这句话在犹豫的沼泽中又投下一块疑虑的石子。伊图尔比德说：

“别吓唬我，将军！”

“你不用怕，”将军平静地说，“去墨西哥吧，即使别人要杀你，即使会死在那里也得去。趁你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去吧。蹉跎下去就晚了，那时候你会觉得无家可归。你在任何地方都会觉得自己是外人，那比死还难受。”将军直盯着他眼睛，把手掌按在胸口说：

“听我的话吧。”

伊图尔比德在十二月初带着将军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离开，其中一封说他、威尔逊和费尔南多是将军最信赖的人。伊图尔比德在圣菲待到次年四月，去向未定，乌达内塔却被桑坦德分子阴谋推翻下了台。伊图尔比德的母亲坚持不渝，终于让他得到任命，在墨西哥驻华盛顿的使团当秘书。他后半辈子默默无闻地担任公职，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一家的消息。三十二年后，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法国武力支持下当了墨西哥皇帝，收养了伊图尔比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定为他那昙花一现的王位的继承人。

将军托伊图尔比德带给乌达内塔的第二封信请他把以前的信和今后收到的信统统销毁，以免这段灰暗的日子留下痕迹。乌达内塔没有照办。五年之前，他向桑坦德将军也做过类似的请求：“无论在我生前死后，请您不要公布我的信件，因为写得很潦草杂乱。”桑坦德也没有照办，桑坦德写的信同将军的完全相反，形式和内容都周密严谨，一看就知道写信人想留诸后世。

从在维拉克鲁斯写给他叔父的第一封信到死前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将军至少写过一万封信，有的是亲笔，有的是口授，由书记员代笔，另一些则是书记员根据他的指示自己缮写的。保存下来的有三千多封信和八千多份由他签署的文件。有时候他把书记员搞得晕头转向。有时候又完全相反。有一次，他觉得刚口授完的一封信写得不好，也不重写，只在书记员写的纸上亲笔加了一句：“您准能看出，马特利今天比任何时候更糊涂。”一八一七年，他离开安戈斯图拉去解放全美洲的前夕，一天之内口授了十四份文件安排政府工作。也许就是这件事成了那从未遭到反驳的传说的源起：他经常同时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几封不同的信。

十月份阴雨连绵。将军待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来，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将军见他，吃他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午睡时间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不动，望着窗外空广场上的雨景，认为他在回顾一生中最隐秘的时刻。

“天哪，”一天下午他叹息说，“不知道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很好，因为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乌达内塔上台以后，她就音讯杳然。将军没有再给她写信，但是吩咐费尔南多随时将旅行进程告诉她。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八月底收到的，讲了准备军事政变的许多机密情况，为了故意迷惑敌人，文字晦涩，内容错综复杂，叫人琢磨不透其中奥妙。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全心全意甚至兴高采烈地扮演了国内第一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不敢碰她，但不阻止手下的部长们同她对着干。曼努埃拉用谩骂的印刷品答复官方报纸的攻击，她骑着马，带着女奴，在皇家大街上散发。她在郊区卵石铺地的小街上咄咄逼人地追逐那些散发反将军传单的人，用更带侮辱性的招贴覆盖那些一早就刷在墙上的侮辱性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