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7/7页）

将军立遗嘱时，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卧室。在这种庄重神圣的场合，他和别人都一言不发。晚上洗澡时，他请将军更改遗嘱中有关他的条款。

“我们一直很穷，不过什么都不缺。”他说。

“恰巧相反，”将军说，“我们一直很富，但是什么都不够。”

两句迥然不同的话说得都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原是将军母亲的奴隶，按照她的安排，很小开始就伺候将军，从没有正式获得解放。他一直在奴隶和自由人的边缘徘徊，从没有给他关饷，也没有确定身份，他的个人花费包括在将军的私人开支之内。他的吃穿同将军完全一样，但十分简朴。他既无军衔又无残废证明，年纪又不适于重新开始另谋生计，将军不能撒手不管。因此没有商量余地：有关八千比索赠金的条款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不容推却。

“那才公平。”将军结尾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答得很干脆：

“公平的是咱们一起死。”

事实也是这样，因为他像将军一样不善理财。将军死后，他在卡塔赫纳靠政府赈济，借酒消愁，想忘掉过去，结果上了瘾。他穷困潦倒，七十六岁时在解放军退役军人的一个肮脏的收容所里死于震颤性谵妄。

十二月十日早晨，将军醒来时情况大坏，左右的人唯恐他想忏悔，赶紧去请埃斯特维斯主教。主教很快赶到，十分重视这次会见，穿了主教的法衣。但根据将军要求，会见秘密进行，没有见证人在场，前后只有十四分钟。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主教匆匆出来，有点失态，不同众人告别就上了马车，尽管不少人邀请，他没有主持追悼仪式，也没有参加葬礼。将军虚弱不堪，自己下不了吊床，医生像抱初生儿似的把他抱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半坐半卧，以免咳嗽时气绝。他喘过气后，要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医生。

“我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居然考虑到临终圣事了，”将军对医生说，“我可没有相信在天国永生的福气。”

“不是这么回事，”雷弗朗大夫说，“经验证明，良心上的问题解决后，病人精神状态改善，有助于医生的工作。”

将军没有理会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悚然清醒地认识到，他那逆境与梦想之间的疯狂追逐这时已经到达终点。余下的只是黑暗。

“妈的，”他叹息说，“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

他以临终的洞察力扫视着房间，第一次看到了真相：借用的最后一张床；破旧的梳妆台，那面朦胧的镜子再也不会照出他的容貌；瓷面剥落的洗脸架，上面的水盆、毛巾和肥皂只能给别人使用了；豁了口的八角挂钟全无心肝地匆匆走向那不可逃避的约会：十二月十七日他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拉美长度单位，一巴拉合0.8359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