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案（第5/7页）

他们用一把中型的铁犁耕地。哥哥稳稳地扶着犁把，男孩握着缰绳，跟在使劲拉犁的骡子旁边走着。一双赤脚走在翻出来的肥沃黑土上，感觉凉丝丝、湿漉漉的。他心里想着兴许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只是为了那么一块地毯，就得赔人家二十蒲式耳的玉米，真是赔不起啊；如果爸爸能永远收手，就此改变过去的做法，那也是挺划得来的。他就这么想着，想来想去就走神了，以至被哥哥厉声地教训了一顿，让他把骡子看好。兴许他连二十蒲式耳的玉米都收不了。兴许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起来抵了账，最后闹得什么也没有——玉米、地毯、火；还有那恐惧和悲伤，就像被绑在两队马之间，被拉向了两个方向——什么都没有了，永远永远地没有了。

那天是星期六。他套骡子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只见父亲穿上了那件黑色外套，戴起了那顶黑色的帽子。“别套犁了，”父亲说，“套上大车。”就这样，两个小时后，父亲和哥哥坐在驾车座上，他坐在车厢里，骡车拐过最后一个弯道后，他就看到了那家破旧的、没有漆过的杂货铺。杂货铺的外墙上贴着烟草和专利药品的破烂海报，走廊的外侧拴着骡车和套着鞍具的牲口。他跟在父亲和哥哥的身后，走上了破损的台阶。男孩又一次看到了一张张平静的、注视着他们的脸形成了一个夹道，他们三人从中间穿了过去。他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坐在那张木板桌的后面。不用别人告诉他，他就知道这人正是治安官。男孩朝一个穿着硬领、系着领带的人狠狠地瞪了一眼，眼神里满是得意、挑衅和蔑视。这个人到现在他只见过两次，当时还骑在飞跑着的马上。眼下这个人的表情不再是气愤，而是惊讶和难以置信。男孩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人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被自家的佃户告上了法庭。男孩走了过来，紧挨着父亲站着，冲着法官大声喊道：“他没有做！他没有烧———”

“回到车上去。”父亲说。

“烧？”法官问，“你是说地毯被烧了吗？”

“这儿有人说过地毯被烧了吗？”父亲说，“回到车上去。”可是男孩没有出去，他只是退到屋子的后面。屋子里像以前一样挤满了人。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坐下来，而是挤在静静地站着的人群中，听着法官问案：

“你觉得你毁了地毯，让你拿二十蒲式耳的玉米来赔太多了，是这样吗？”

“他把地毯送到我家里，让我把脏脚印给洗掉。我把脚印洗掉了，就把地毯给送回去了。”

“可是你送回来的毯子，跟没有弄脏前的毯子不一样了。”

父亲没有吱声。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屋子里鸦雀无声，只有呼吸声，以及人们专心致志旁听庭审时不时发出的微弱的叹息声。

“你不想为自己辩护吗，斯诺普斯先生？”父亲还是一声不吭。“证据可是对你不利啊，斯诺普斯先生。法庭认为，德·西班上校的地毯是你损坏的，你应当承担责任并给予赔偿。然而根据你的经济状况，要你赔二十蒲式耳玉米的要求似乎有点高了。德·西班上校认为地毯价值一百块钱，而十月份的玉米价格只有五毛钱左右。我想，如果德·西班上校能够承受九十五块钱的现金损失，你就能承受五块钱的还没到手的收入损失。我裁定，你给德·西班上校带来了损失，除了你和他的契约外，还要另外赔偿他十蒲式耳的玉米。到了收获季节，用你家的玉米赔偿他。闭庭！”

案子审得很快，上午才过了一半。男孩心里想着，他们该回家了，兴许该到地里干活了，因为其他佃户早就开始种地了，他们家已经晚了很多。可是父亲并没有急着上车，而是从车后走了过去，只是挥手示意让哥哥跟过来。他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铁匠铺，紧跟在父亲的身后，后来又走到父亲身前。那顶破旧的帽子下是一张冷峻而平静的脸。他冲着父亲轻声絮叨起来：“不要给他十蒲式耳的玉米。他连一蒲式耳的玉米也别想得到。我们———”父亲低头瞥了他一眼，那张脸异常平静，两道灰色的眉毛在冰冷的眼睛上方纠结着，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悦耳、柔和：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好了，不管怎样，到十月份的时候再说吧。”

修理一下骡车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只不过是换一两根车条，紧一紧轮胎而已。紧完轮胎后，骡车被赶到杂货店后面的水塘里，停在那儿，骡子不时把鼻子伸入水里，男孩拿着缰绳无所事事地坐在车上。他抬头朝土坡看去，看着那条漆黑小道通往铁匠铺，那儿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铁锤声。父亲坐在一个立着的树墩子上，样子很轻松，一会儿说着话，一会儿听着什么。男孩把湿淋淋的骡车从水塘里拉出来，停到了铁匠铺的门口，父亲仍然坐在那儿。

“把车停到阴凉的地方去，把骡子拴在那儿。”父亲吩咐他。他照着做了，然后就回来了。父亲和铁匠还有一个人蹲着身子，正在屋里说着话，说着什么庄稼和牲口的事。男孩也蹲到那儿，闻到了一股氨臭味，那地上散落着锈蚀了的马蹄铁片。他听父亲不紧不慢地讲着那长长的以前的故事。那个时候哥哥还没有出生，父亲还是个职业马贩子。铁匠铺的另一面墙上贴着一张破烂的海报，那是马戏团去年表演时贴上去的。他走到海报前，那上面画着一匹匹枣红色的骏马，还有演员身穿薄纱和紧身衣摆出了惊人的造型和高空盘旋的姿势，浓妆重彩的喜剧演员正抛着媚眼。他默默无语、如醉如痴地凝视着，这会儿父亲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该吃饭了。”

不过，不是回家吃饭。他倚着临街的墙，蹲在哥哥的身旁。父亲从杂货店里走出来，从纸袋子里拿出一块奶酪，用小折刀小心翼翼地分成三份，然后又从纸袋子里拿出了饼干。三个人蹲在门廊外，慢慢地吃着，没有说话。他们随后又进了杂货铺，用铁皮做的长柄勺喝了几口温水，水里散发着杉木桶和山毛榉的青涩味儿。喝完后，他们仍然没有往回赶。这一次，他们来到了马场，那儿有一道高高的围栏，围栏边站着或坐着一些人，一匹又一匹的马从围栏中牵出来，人们先让这些马遛一遛、跑一跑，然后骑着马在马路上来来回回跑上几圈。买马卖马的交易就这样缓慢地进行着，太阳开始西下。他们——他们父子三人一边看着，一边听着。哥哥带着一双浑浊的双眼，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慢慢地嚼着烟叶。父亲时不时地对某些牲口说长道短，但都是自言自语。

他们回到家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就着灯光吃了晚饭。饭后，男孩坐到门前的台阶上，看着浓浓的夜色笼罩了下来，听着夜鹰的啼声和青蛙的叫声。这会儿，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艾伯纳！不能这么做！不能啊！哦，上帝啊。哦，上帝啊。艾伯纳！”他站了起来，转过身，通过大门看到屋内的灯换了。一截点着了的蜡烛插在桌子上的瓶颈上。父亲仍然戴着那顶帽子，穿着那件外套，看起来正儿八经的，又有点滑稽可笑，好像故意打扮成这样就是为了一本正经地干什么龌龊的坏事。父亲把油灯里剩下的煤油全都倒进了五加仑的煤油桶里。母亲一直使劲拉着父亲的胳膊，父亲只好换另一只手提灯，然后用力把她甩开。那动作并不粗暴，也不凶狠，但母亲撞到了墙上，挥动双手才稳住了身子没有摔倒。她张口结舌地站在那儿，脸上透着绝望与灰心的神色，跟刚才说话时的语气一模一样。父亲看见了站在门口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