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21/24页）

维拉曼尼先生说：“先生，我认为在这阶段没有必要结婚。我在经济上还未独立，而且我希望为党尽最大的力量。”

佩里雅尔说：“但我完全是为党着想才建议你结婚。”

佩里雅尔希望维拉曼尼先生娶的女孩或年轻妇女，是佩里雅尔一九三三年为之主持自尊婚礼的夫妻的长女。由于有人在一九五二年向法院质疑这桩自尊婚姻的有效性，它已经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著名案例。不过，除了因为主持过婚礼而产生的情谊之外，佩里雅尔要维拉曼尼先生跟那对夫妻的女儿结婚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是富裕人家，父亲属于商人社群，母亲出身地主家庭，跟他们的女儿结婚可以让维拉曼尼先生把全部时间用来为运动工作。

明白这点之后，维拉曼尼先生对佩里雅尔说：“如果这样对党最好，我会听从你的指示。”

于是，曼尼亚麦夫人去找维拉曼尼先生的父母，告诉他们其儿子即将结婚的消息，然后她又带维拉曼尼先生到蒂鲁安那马赖那女孩的家中。他们搭火车又坐汽车，最后终于抵达女孩和她母亲所住的农庄。农庄四周有不少肥沃土地——稻田和花生田。经过一阵寒暄后，女孩从里面端出一些食物来招待客人（古老仪式的奇怪残留），然后又回到里面。其实，通过维拉曼尼先生出场的大会，女孩对他已经很熟悉了。

婚礼在六个月后举行。佩里雅尔和曼尼亚麦夫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出请帖，因此那场婚礼聚会像是另一次达罗毗荼大会。结婚典礼本身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五点举行。他们摆明了故意挑选这个时辰，就因为正统印度教徒认为那是特别不吉利的，无神论诗人巴拉提达萨姆——运动里的惠特曼——朗诵了他为这场合所写的一首诗。

后来还发生了奇怪的续曲：维拉曼尼先生的最后一次法学考试中有一道关于他岳父母一九三三年那桩自尊婚姻的题目。

正如佩里雅尔所盼望的，维拉曼尼先生的婚姻让他得以全心全力为达罗毗荼卡扎甘姆——达罗毗荼运动——工作，继续宣扬佩里雅尔的功名和主张。如今，经过三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后，在马德拉斯许多地方都可见到比真人还大的佩里雅尔画像，而继承了使命的维拉曼尼先生则在马德拉斯到处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维拉曼尼先生所住的房子属于他妻子所有，位于马德拉斯的阿迪雅尔区，靠近神智学会总部。那是一栋建成十五年的混凝土大房子。房子共有三层，维拉曼尼夫妇住了一层。

客厅一面墙上高处挂着一幅佩里雅尔与曼尼亚麦夫人黑白大合影。佩里雅尔坐在椅子上，握着那支有弯曲把手的坚硬拐杖。现在我对他外貌的其他部分已经很熟悉了：卷曲的大胡子、腰布、披肩、黑衬衫。曼尼亚麦夫人穿着黑色莎丽站在佩里雅尔椅子旁边，她眼神稳定，身材丰满但结实，右手搁在椅背上。

那幅照片摆在维拉曼尼先生客厅显眼的位置可说是适得其所：佩里雅尔那次婚姻是为维拉曼尼先生的婚姻做了前导的示范。

维拉曼尼夫人奉完茶后又退到里面：她顺从、慎行、寡言，但仍然像是个为使命而尽力的人。但是，她的举止却是那么庄重，那么矜持，那么谦逊，如果你不知道那使命是什么的话，可能完全猜不到。

在那样的家庭气氛中，在佩里雅尔的照片下面，维拉曼尼先生向我谈起佩里雅尔务实的一面。他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后来又靠自己变得更加富有。

“他做事很小心。他不但是人权的监督者，也是党拥有产权的监督者。他通过投资工厂和银行，把那些产权增加了好几倍。一九七三年，他——或他的党——财产值超过两克洛尔。”即两千万卢比，相当于一百万英镑。“现在那些财产大约值十克洛尔。”四百万英镑。

“人家会给他钱。当他有了——譬如说——九十九卢比时，他会向曼尼亚麦夫人要一卢比，并且把那总共一百卢比换成纸钞，这样他就不太可能把那笔钱花掉。曼尼亚麦夫人会笑他。”维拉曼尼先生也笑了。“‘节俭，你的名字叫佩里雅尔！’泰米尔纳德邦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替人家签名时要收钱。他叫人家不要送他花环，而是给他两个卢比。”

他演讲要收费，他每天做两三场演讲，平均每天搭乘支持者送他的旅行车赶两百英里路。他的最后一场演讲发表于去世之前五天，当时他九十四岁。他七十岁时跟曼尼亚麦夫人结了婚，好让她能够继承财产，但他们的婚姻历时二十四年，曼尼亚麦夫人也只比他多活了五年。她去世后，衣钵传到维拉曼尼先生手中。

维拉曼尼先生的长子是工程师，目前在波士顿进修。他的次子拿到了贸易方面的学位，现在经营塑料类生意。他长女也在美国，正在修读信息系统的硕士学位。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生前在古德洛尔当裁缝，他的孙辈如今所拥有的机会和条件是他想象不到的。

挂着佩里雅尔夫妇照片那片墙的对面墙上，有个一九八九年“泰米尔猛虎组织”㉕的月历，吊在一个书架上方。月历中是“泰米尔猛虎组织”两位领袖皮拉巴卡兰和马泰雅的彩色大照片。他们身处阳光强烈、看起来温度很高的森林，穿着迷彩游击军装。他们两人都身材肥胖，大腹便便。他们笑着，仿佛自己也觉得为了拍月历照片而穿上的制服荒谬可笑。但他们可一点都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已经把斯里兰卡搞得天翻地覆。他们一九八九年的月历就挂在这里，在维拉曼尼先生的客厅里。泰米尔纳德的理性主义运动和反婆罗门运动也同样看重泰米尔民族的荣耀——过去的和现在的。

在来到马德拉斯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佩里雅尔这名字，我从未听人提过维拉曼尼先生。但四十年来，维拉曼尼先生一直处于一场地域性巨大革命的中心，由于印度独立之后的经济发展和知识扩张，这场革命有了小型战争的趋势。到目前为止，维拉曼尼先生属于胜利的一方。

卡库斯坦的情况则不一样。他退缩和逃避了大半生——直到亲情和孝心使他回头，刻意采用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或许，拿维拉曼尼先生跟卡库斯坦做比较并不公平，或许比较恰当的比较对象是那些从旧学转向新学、从寺庙仪式转向科学的婆罗门，那些以较激烈的方式（几乎跟维拉曼尼先生一样）挣脱旧窠臼的婆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