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2/21页）

齐达南达还有另一件事情做。他热爱电影，是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有天晚上，我在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碰到了他。二十六年之后，有人——就是在孟买告诉我生平故事的那位秘书拉赞——提起这件事，说是当晚活动结束后齐达南达要他把我安全送回我住宿的制药公司招待所。我对拉赞毫无记忆，至于他，能够跟影坛人士及孟加拉上流社会在电影学会度过这样轻松的一夜可真是太棒了，让他稍微见识了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美好的加尔各答。我对学会的办公室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塞满旧办公家具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我记得齐达南达的提箱仔模样：四十岁，身材修长，蓄小胡子，穿灰色西装。

齐达南达没有在ITC待下去。他改行去拍电影和写作，这成了他的职业，也使他离开了加尔各答。大约二十年之后，他在半退休的状态下回到加尔各答。他半个礼拜的时间在《电讯报》主编文艺版，其他时间则住在圣蒂尼克坦——孟加拉诗人与守护圣人泰戈尔所创立的大学。

圣蒂尼克坦离加尔各答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齐达南达正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先住在已经盖好的部分中，四周还在施工之中。我在一个星期天到那边见了他。

我设想这是由一个诗人兼教育家建立的类似甘地在南非所设立的凤凰村的机构：与独立运动有关联，同时又是反对过分制度化的产物。我知道这所学校有音乐课程、户外教学、茅屋教室：它有淳朴的田园风味，基础却很脆弱，靠着大家还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才得以存在，而且因为我很久未曾听人提过圣蒂尼克坦，我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我搭乘圣蒂尼克坦线快车前往，坐的是有冷气的休息车厢。车厢摆设得像起居室，有沙发和扶手椅。装潢的基调是佛教风味，车厢内一块围起来的地方过去可能还设有神坛：这令人想起，往北是佛教地区。我是这节休息车厢里唯一的乘客，加尔各答旅馆的领班为我付出的可怕票价终于有了解释。不过，我却一点都没有得到高级享受：铁路局的低层职员把休息车厢当作睡觉场所，眼前就有三个在沙发上打鼾大睡。

车外是三角洲上平坦无树、适合种水稻的土地，分别呈现绿褐两种颜色。绿色田里都是水，一畦一畦长着不同时期插种的稻子。在一些田里，尚未插种的成列的一捆捆秧苗立在水中，像小小的禾堆。已经收割的田地呈黄褐色，干涸无水，有些田留着稻梗，有些已经清理、犁过，有些田里隔着一段距离就有较黑的新土堆，等着犁进旧土以恢复地力。在许多地方，水从一畦田被引去另一畦，有时使用电力帮浦，有时用手将一种可移动的长筒降到有水的田里，再升起来把水倒入另一畦里。在这片宽敞的三角洲上可以看到每一种跟种稻有关的活动：沿途好几英里情况都是如此，实在很难理解这里会发生饥荒。但是，到了圣蒂尼克坦附近，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像是平坦的沙漠，有点令人生畏。

齐达南达在火车站接我。过了二十六年，我们像是在一出戏剧的第三幕再度上台的演员。先前在第二幕结束时我们是年轻的，现在重新露脸时头发和眉毛上撒了化妆粉或面粉。他穿着印度式便装（不是我记忆中提箱仔穿的灰色西装），开的是一辆旧的大使牌汽车。他说，在这里开这种车比在德里便宜多了，这是他决定搬来圣蒂尼克坦的原因之一。

从火车站出来的短街里挤满了摩托三轮车。齐达南达说，汽车在这里是入侵者。其实，圣蒂尼克坦有自己的火车站，但是前一站波普尔的居民却要求所有前往圣蒂尼克坦的乘客都在波普尔下车，以增加当地市集的生意。

过了不久我们就来到野外。周围有树木。齐达南达说，许多树是由大学种植的，它们有助于增加雨量。有了树荫也不错，不过，灰尘还是很多。现在大学里已经没有土砌茅屋，只有粉刷成赭色的水泥房子。我们经过圣蒂尼克坦寺。这是一栋大小合适的建筑，刻意淡化了宗教场所的色彩。但它脱不了其时代特色。它的墙壁有洞孔并装饰着彩色玻璃，从路上看去，它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建筑风格，而且有点俗丽。

齐达南达向我指出几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时住过的房子。齐达南达说，泰戈尔很快就会在一间屋子住腻，因此喜欢搬来搬去：这是诗人的特权，创办者的特权，或许也是孟加拉贵族的自我放纵。我也看出这位伟人在圣蒂尼克坦恣情任性的一面：有些大学建筑是泰戈尔自己设计的，试图融合印度教、印度、中国等各种亚洲建筑风格。这种视觉设计理念背后所涉及的浪漫和自欺现在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恣情之中想必也有迫切的追求——想要让亚洲在大英帝国及欧洲古老而又看似永恒的荣耀之前挺立起来。

齐达南达尚未完工的房子位于大学区的边缘。这栋砖造房屋会有两层。一楼几乎已经建好，二楼部分大约还要三个月才能完工。房子三面有空地。齐达南达选上这地点是图它的隐秘性、安静和新鲜空气——这些在印度城市里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齐达南达前来圣蒂尼克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所大学——虽然经过种种转变之后它跟任何印度大学已无两样——跟他成长时所接触的独特孟加拉文化有关系。对他而言，这块土地是神圣的，就像前来参观的单纯的印度观光客也以另一种方式将之视为神圣一样。这些观光客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泰戈尔的诗作或事迹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们听说他是圣人，而探访这类人的纪念地是值得一做的事。

齐达南达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梵社的传道者。梵社信仰的是泰戈尔父亲在十九世纪宣扬的一种净化或改革的印度教，其目的在于结合英国、欧陆的新知识与《吠陀经》《奥义书》所传述的古老冥想性印度教理念。它是从现代印度第一位改革者及教育家、孟加拉人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想法直接发展而来。今天，当欧美的产品和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单纯的人都必须针对周围吸引他们的文明做出调适时，像罗易和老泰戈尔这类人的想法和做法已经不容易被赏识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印度，来自欧洲的产品还不是那么多。处于当时印度文明的停滞状态之下——一切以老习俗、旧规范为尊——必须具备非凡的智力，才看得出欧洲新事物的优点。

齐达南达说，“梵社的信条结合了《奥义书》教义的要素和一些基督教的形式，譬如做礼拜——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各一次礼拜。在较大的教堂里，大家坐在长椅座位上，前头还有一个布道坛。礼拜项目由口述仪式及祈祷、圣歌轮流交替，圣歌之中有许多是泰戈尔写的，有一些是他父亲写的。泰戈尔的父亲设计了这套礼拜的方式。梵社做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奥义书》的一神论及认为有一种无形而无所不在之神灵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往世书所描述的印度教——偶像崇拜、众多神祇，又跟万物有灵论、种姓思想混杂在一起。梵社主张妇女接受教育，认同民主的理想，鼓吹废除种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