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妇女时代（第2/10页）

从我的旅馆看过去的河对岸——越过如今坐落着游泳俱乐部小屋，在某些早晨有黑色水牛、洗衣男工晾着的床单和色彩缤纷的衣服的那个类似丹尼尔兄弟蚀刻版画远景的较高的干河床坡地——那个河岸应该就是从前巴德夏巴御花园所在之处。

“这样的橙树林，如此涓涓细流的泉水，多荫的人行道，花坛，气派的巷道，阴暗的隐居所与避暑别墅……现在正有一些韦尔斯枪队士兵在里面狂欢作乐。”

主宫凯泽巴宫的许多庭院也呈现着类似的、或许受到法国风影响的优雅。

“雕像、一列列路灯杆、喷泉、橙树林、输水道，以及有灿亮金属圆顶的凉亭……橙树林里躺着已丧命和奄奄一息的印度士兵，白色的雕像被血染红了。一个颈部被射穿的英国士兵倚在一座微笑的维纳斯雕像上喘着气……一个接一个，每个庭院里都是一样的景象。这些庭院由雕饰着奥德王室双鱼徽章的高大门洞道或拱形走廊相连，通道里躺着断气的印度兵，他们的衣服在他们的肌肤上闷烧着。”

有关十九世纪勒克瑙之辉煌的记述竟然也是它毁灭的记述——就像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②一五二○年有关蒙特祖玛③的墨西哥城的记述——这实在是个讽刺。虽然讽刺，却非出人意料——旧印度的历史乃是由它的征服者写就的。

拉希德所感受的悲痛也是我的悲痛。我没法置身事外地阅读印度这个地方的历史。有那么一阵，我的情绪和拉希德一样，不过我们是在为不同的事而悲哀。拉希德出生时的勒克瑙——国土分裂前的世界——原有的完整如今已经失去，他为此感到悲哀。那个世界原本可以保留旧穆斯林的荣耀：众王或奥德省督的荣耀，先前则有莫卧儿人的荣耀。我的历史没有这样的荣耀。罗素从加尔各答到勒克瑙的旅程有一部分经过我祖先所居住的地区。大约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他们从那里移民到特立尼达，在种植园工作。

那是我在罗素书中所寻找的较不显赫的印度。那是仅仅附带提到、一切都是想当然的印度：在罗素的记载里，那是战乱期间人们还继续忙着在田里工作、建造防御工事、清理尸体、谋求仆佣工作的印度：一个毫不自知地克制自己的印度。在靠近贝那拉斯的大干道上，一列列长长的满载棉花的乡下牛车一辆接着一辆吱吱嘎嘎地前往加尔各答：英国治下的城市中还进行着商贸活动。路上的人群无视这场可怕的战争，予人一种置身市集的感觉。在田间工作的人和这场战争毫无干系，他们没有参与统治者的战争。

我从罗素的书里得知英国人把印度士兵——现在发起叛变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士兵——叫作“潘迪”（Pandy）。“为什么叫潘迪？哦，因为在印度兵中间这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就像史密斯在伦敦一样……”事实上，这是印度这片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名字。这里的婆罗门占印度教徒的比重相当大，而北印度的英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婆罗门军队。现在被用来镇压“潘迪”的印度人则是不到十年前才被英国击败的锡克人。

一大群印度平民跟随着进军勒克瑙去镇压叛乱的英军。罗素说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他们之中的穆斯林是仆人；阿富汗人贩卖果脯；随军的印度教徒当中有商人和妻小，带着他们的店铺帐篷而行。有替军队照料绵羊、山羊和火鸡的赶畜人，也有许多脚夫，“大群肌肉发达、大腿凹陷、瘦长的苦力”搬运着桌椅，“竹竿上吊着装啤酒与葡萄酒的柳条篮子、市集货品柜或箱子”。

身为《泰晤士报》特派员，罗素固定跟英军总部的幕僚人员一起用餐，而庞大的军仆阵容使得行军路途上餐食可以行礼如仪。

“大约下午五点钟，许多鸢与兀鹫盘旋于灰尘上，宣告营地已离我们不远；一幅平原上布满帐篷的美景随即展现在眼前……我们的用人出来迎接，我在我的帐篷门口下马……一进帐篷所见的每件东西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们的集体晚餐和在考普尔⑤时一样，丝毫没变，很难相信我们是在敌人的国度里。”

罗素提及这些随军印度平民——他们使得英军的生活如此舒适——带着“兴高采烈”之情大量“拥向勒克瑙，支持欧洲人——外国人——击败他们的兄弟”。他看到古罗马势力扩张的一个翻版。即使是随军平民夹带英语的语言也被他视为征服的象征。

这些都让我读得难受。我第一次尝试读这本《印度日记》时感到不对劲，现在读它还是不对劲。我尝试了三四次，却都读不下去——出于文学上的理由。我觉得它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且啰唆。我认为作者是个过度的帝国主义者，太过方便地在一个安全无虞的世界里来来去去，而且把那个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他对自己、自己的尊严及作为特派员身份的关心，几乎不下于他对前去造访之国家及其人民的关心。

但是这些得自零散阅读的评断总是因为罗素记述文笔的水平而瓦解。我觉得罗素的书有问题，就像我撰写书评时，也会觉得无法获得我同感的好书有问题。这样的书很难写书评，它们会让你坐立不安，直到你认可它们的优秀水平为止。因此，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接授罗素这本书，顺著书本身的节奏来阅读它，接受它的宗旨，我这才发现它非常好。罗素说他的目标是“提供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述”，同时“描述我的感官对事物外表所得到的印象，而不妄言自己之对错”。

这本书让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在于历史，在于他描述得这么好的事物之表象。作者和他所书写之国家的人民有如此大的不同，作者的国家和他所至的国家有如此大的不同。这位记者为《泰晤士报》所做的工作；他用来传送“信函”给报社的英军电报；关于铁路和轮船的议论——罗素的世界已是相当现代化了。

从一八四三年二十一岁时起他就在《泰晤士报》任职了，他实地采访的第一场战争是一八四八年的丹麦战争。现在，冷静、老练地准备前去采访这次印度战争，他坐在从马赛开往马耳他的轮船上，同行的是要前往许多地方的英国人。“如果把他们从马耳他前往的目的地标出来，将会涵盖东方一块广阔的扇形地区。有人要去澳大利亚、中国、沙劳越王公的领土，有人要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爪哇、拉合尔、亚丁、孟买、加尔各答、锡兰、本地治里……”对这些人而言，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不是化外之地，他们中许多人——像罗素本身——是有备而来，想了解并进入世界的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