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对嘴（第4/5页）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伸手打开一本。书啪啪作响，听来悦耳，但就是打不开。没长眼，这是新书！他又试了一遍，瞥见一些极为陌生的外文短诗。他把那些没切齐的书页从右往左翻——碰巧翻到目录栏。他的目光迅速掠过篇目和作者名，却没见自己，他不在目录栏里！书又翻不利索了，他加了点劲，翻到目录的末尾。照样没有他！仁慈的上帝，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肯定是出了意外，从目录栏里略去了。这样的事常发生，常发生啊！他这时正好在书房，便抓起他的白色小刀，将它插入书的肥厚肉中。目录上先是加拉托夫，这是自然之事，然后是诗歌，再后是两则故事，接着又是诗，再接着是散文，再往下便是无关紧要的小东西了——述评、评论等。突然间一阵万事皆空的感觉袭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浑身瘫软。事已至此，无法可想。也许他们要登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会在下一期把他的小说印出来。啊，那是肯定的！可是那又是新的一段等待——罢了，我就等吧。柔软的书页在他的拇指和食指间一页一页地翻过。好漂亮的纸张。唉，这也至少有我的绵薄之力。总不能坚持要求印自己的，不印加拉托夫或别人的吧——还有这里，突然间冒出这样的句子，温暖人心的亲切句子，犹如手按在臀部的俄罗斯舞蹈，舞步轻盈，旋转着远去，远去：“……她那稚嫩的、还没有成型的胸脯……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两张小票……春天的夜晚开着一辆小轿车来迎接他们——”翻到反面一页，果然不出所料，就像铁轨过了隧道继续前行一般：“风的呼吸宜人而又多情……”

“怎么回事，我竟然没有早早料到！”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失声叫道。

这一篇题目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作者署名是“安·伊利因”，括号里写着“待续”。短短一点东西，占三页半纸，然而是多么美好的一点点啊！是序曲，好高雅。“伊利因”这个名字也比“安年斯基”好听。要是署成了“伊利亚·安年斯基”，那才叫乱呢。不过为什么题目是“序言”而不是“《嘴对嘴》第一章”呢？唉，算了，这都不重要。

他又把那点东西读了三遍。然后他把杂志放到一边，在书房里踱步，随心地吹了一阵口哨，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对了，那本书躺在那里——不就是一本书吗——谁在乎呢？于是他冲了过去，一口气又把那点小东西读了八遍。然后他到目录里去找“安·伊利因，二百○五页”，找到了二百○五页，又把他的“序言”再读一遍，尽情享受一词一句。他就这么反复玩味了好长时间。

从此以后，拉住个人让看的不再是那封信，而是这本杂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腋下夹着一本《阿里昂》，只要碰到一个熟人，便打开那卷杂志，翻到已经习惯自动演示的那一页。一些报纸对《阿里昂》进行了评论。第一条评论根本就没有提伊利因这个名字。第二条提到了：“伊利因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肯定是开了个玩笑。”第三条只说了伊利因和另一个作者是该杂志的文学新人。最后，第四位评论者（登在一家好像是波兰什么地方的小刊上，印制精美，注重学术品位）这样写道：“伊利因的作品以真诚取胜。作者以音乐为背景，描绘了爱情的萌生。该作品有众多不容置疑的好品质，其中一条应该提及，那就是高妙的叙事风格。”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在“顺便说说”的纪元和展示杂志的纪元之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总是从钱包里掏出这些评论来。

他很开心，又买了六本《阿里昂》。他很开心，沉默很容易诠释为惰性，诋毁很容易诠释为敌意。他很开心。“待续。”后来一个星期天，尤夫拉茨基打来了电话：“猜猜”，他说，“知道谁想和你讲话么？加拉托夫！对，他在柏林已经待了两天了。我把话筒给他了。”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接话了。是一个有磁性的、悦耳的、柔和的、富有魅力的声音。定好了见面时间。

“明天下午五点在我这儿见，”伊利亚说，“你今晚不能来真是遗憾。”

“真是遗憾，”那个有磁性的声音又说道，“你看，朋友们硬拖着我去看一部可恶的戏剧——《黑豹》，不过我也有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了。”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加里纳是个风韵犹存的老演员，从里加来，在柏林的一家俄语剧院里担任全部剧目的女主角。演出八点半开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独自用过孤寂的晚餐后，突然看了一下手表，会心地笑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剧院。

那个所谓的“剧院”其实就是一个大厅，用来讲演可以，不适合演戏。表演还没有开始，一张不正规的海报上，叶连娜斜倚在豹皮上，豹子是她的爱人为她猎杀的，这个爱人后来把她也杀了。俄语交谈声在寒冷的大厅里响起。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把他的手杖、圆顶高帽和大衣交给了一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标着号码的衣帽牌，他接过来顺手滑进马甲口袋里，然后悠闲地搓着手环顾大厅。附近站着三个人：一个有点眼熟的年轻记者；另一个是年轻记者的夫人（棱角分明的瘦女人，戴副眼镜）；还有一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西服，脸色灰白，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对绵羊般的漂亮眼睛，目光柔和，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条金手链。

“可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啊？”那个女士轻快地对他说，“你为什么把它发表出来呢？因为你知道……”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攻击那个不幸的人了，”说话人中的一位说道，声音是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是啊，他才能平庸，没什么希望，这我承认，不过我们也显然有理由……”

他放低声音又说了些什么，那位女士把眼镜咔哒一合，厉声反驳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他在经济上资助了你们就登他的作品的话……”

“Doucement, doucement。(7) 不要泄露我们编辑部的秘密。”

这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遇上了那个年轻记者——也就是那个瘦女人的丈夫，记者愣了片刻，接着猛地哼了一声，晃着整个身子推着他妻子走开了。那瘦女人还在高声说着：“我并不在乎倒霉的伊利亚，我在乎的是做事的原则……”

“有时候做事只好牺牲原则。”衣着华丽、声音好听的公子哥冷冷说道。

不过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已经不再听了。他眼前飘起一团迷雾，东西隐约可见。他极度沮丧，还没有完全弄清这桩事情的可恶性质，但他又本能地试图逃避，尽可能远离那些可耻的、可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先朝朦胧昏暗的地方移动，那边卖的座位也是朦胧昏暗的。但紧接着他突然转身，差点撞上了急匆匆朝他走来的尤夫拉茨基，然后往衣帽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