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希加耶夫（第2/3页）

就是在那段艰难日子里，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照顾了我。“老兄，你怎么了？”（我们那时彼此有了点了解，他一直在编一本俄德技术术语袖珍词典，经常光顾我工作的办公室。）“等一下，老兄，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就在那个拐角处（他刚从一个熟食店走出来，公文包里装着买好的晚饭），我放声大哭起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言未发，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他把我安顿在沙发上，给我吃了些肝泥香肠，喝了些牛肉汤，往我身上盖了一件棉大衣，大衣的俄国羔皮领已经破损了。我又是抖，又是哭，后来就睡着了。

简言之，我在他的小公寓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在沙发上对付着睡。之后我租了他隔壁的房间，两人每天都能见面。然而，谁会想到我俩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他踏实可靠，温文尔雅；他身材魁梧，总是穿着一身燕尾服，整洁而简朴，就像我们流亡者中大多数井井有条的老单身汉一样。值得好好看看，尤其是值得好好听听，他是如何在清晨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刷他的裤子的。那刷裤子的声音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极其深刻，如今与他密不可分了——尤其是刷子的节奏和刮刮停停的动静：只要怀疑有不干净之处，就停下刷子，用指甲轻轻刮一刮，或是拿到灯下细细查看。唉，这些“不明不白的污点”（他的说法），让天空的蔚蓝色在膝盖处闪烁，拿起来刮刮，不明不白的污点就不明不白地净化了！

他的住房尽管寒酸简陋，但却朴素整洁。他总是用一个橡皮图章（橡皮图章！）在信件中印上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知道怎么做botviniya，就是一种用甜菜做的冷汤。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向别人展示一件他认为是天才作品的小饰品，比如一个新奇的袖口链扣，或是叫卖小贩花言巧语推销给他的一个打火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本人倒是不抽烟的）。要么展示他的宠物：三只脖子像老太太般皱巴巴的小乌龟。其中一只总是喜欢绕着桌边爬，好似一个跛子在匆匆行走，以为它走的是一条通向遥遥远方的直路，我眼看着它从桌边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件东西我记忆犹新：他的床就像监狱小床一般平整，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石版画：一幅是从亚历山大凯旋柱上鸟瞰的涅瓦河风景，另一幅则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肖像。这是在他一度怀念帝国时代时偶然买到的，他一直认为这种怀旧情绪和对故乡的怀念是截然不同的。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毫无幽默感，他对艺术、文学，还有如今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常识，一概不感兴趣。比如说，谈话碰巧转向了诗歌，他只能贡献一句这样的话：“不，随你怎么说，但莱蒙托夫总比普希金离我们更近些。”我缠着要他引用哪怕一句莱蒙托夫的诗行时，他就绞尽脑汁地想，结果想出来的却是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要么答道：“很久没有再读他了，‘一切都是昔日辉煌’，随你怎么说，亲爱的维克多，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顺便说一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恰好引自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在夏季的周日，他总是去镇外游玩。他对柏林市郊了如指掌，并为自己熟知那些别人不知道的“精彩景点”而颇为得意。这是一种纯粹的自得其乐，或许和收藏家的快乐差不多，又或许和古玩业余爱好者的快乐差不多。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煞费苦心的路线设计，花样百出的交通方式（去时坐火车，回时坐汽船，接着坐巴士，一趟下来也花钱不多，谁都不知道，就连德国人也不知道可以如此便宜）。不过，当他和我最终来到树林中时，他却分不清蜜蜂和大黄蜂，也分不清桤木和榛木。他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大体一看：绿色的植物，晴朗的天气，长有羽毛的鸟，小虫子。当乡下长大的我纯粹为了好玩而说起我们周围的植物群跟俄罗斯中部森林的不同时，还惹得他生了气。他觉得，眼前的植物和俄国的森林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只是见景生情才觉得二者大有区别。

他喜欢舒展身子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用右肘撑起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国际形势，或者讲他兄弟彼得的故事。显然，彼得是一个多事的家伙——他喜欢女人，喜欢音乐，爱打架。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日晚上，他淹死在第聂伯河里——真是个轰动一时的结局。这个故事由亲爱的老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讲出来，就变得索然无味。他讲得那么认真细致，那么面面俱到，以至于有一次在树林里休息时，他突然面带微笑地问道：“彼得有次骑了村里牧师的母山羊，这故事我可曾跟你讲过？”我一听都要哭喊起来：“听过，听过，你早就说过了，现在就饶了我吧！”

可惜如今再也听不到他那又臭又长的故事了，再也看不到他那茫然却又和善的眼神了，再也看不到他发红的秃顶和日渐花白的双鬓了。如果他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趣，他如此迷人的秘密又在哪里？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他，为什么大家都对他依依不舍？他做了什么而如此受人喜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那些他不在我身边的早晨，我常会感到不安。有时候他去社会科学院（他在那里专心研读《经济世界》的合订本，用工整而秀气的字体抄下他认为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有时候又会上门做俄语家教。他一直在给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婿教俄语，和他们的交往使他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误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是世上最不被注意的群体）认为自己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最有发言权。对，我会感到不安，好像我早就有不祥之感，预料到他会在布拉格的街上突然心脏衰竭而死。尽管当初得到布拉格的那份工作时，他曾是那么快乐，笑得那么开心。给他送行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想想看，一个人终于有了机会去讲授他最喜欢的课程，那该是多么快乐啊！他给我留下了一堆旧杂志（若论过期之快，尘封之久，没有什么比得上苏联的杂志），留下了他的鞋撑（好像我命中注定躲不开鞋撑），还留下了一支崭新的钢笔（那是留作纪念的）。他走后还是很关心我，后来当我们的通信渐渐减少、终至停止时，生活又一次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黑暗中成千上万的人在哀号，我好像不大可能从中逃出——我知道，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打听我，尽力给我些间接的帮助。他是在一个美丽的夏日里走的，给他送别的人情不自禁，泪如泉涌。一个近视眼的犹太女孩，戴着长腿眼镜和白手套，捧来一大束罂粟花和矢车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笨拙地闻着花香，满脸笑容。我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