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制片人（第2/5页）

二

此刻我们要去看看一连串极为奇怪，又极其没意思的事件。“白盟”第一任主席，死在了任上。他是整个白派运动的领袖，到目前为止，也是众多主席里最优秀的一个。他是突然病倒的，有些说不清楚的症状使人隐隐感到是有人下了毒。下一任主席，一个大块头的壮汉，讲话声大如雷，头像一颗炮弹，既高且壮的家伙，被不知名的人绑架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死于过量的三氯甲烷。第三任主席——我的电影胶片也跑得太快了些。其实除掉头两个主席就花了七年时间——倒不是因为这种事干起来不可能是举手之劳，而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非常精确的时间计算，才能协调一个人自己按部就班的升迁与位子突然空出之间的间隔。让我们解释一下。

戈卢布科夫不仅是个多才多艺的间谍（事实上是个三重间谍），也是个野心极大的小家伙。他梦想主持一个势同墓园落日的组织，这个梦想对他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对那些没有爱好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谜。他就是很想当这个头儿——如此而已。让人不好理解的是，他坚信自己能在强大派系之间的倾轧中保存自己微弱的实力，从各派那里都收受危险的金钱和危险的帮助。我希望你们集中注意力，因为形势变化莫测，漏过了微妙之处可就遗憾了。

苏维埃政权的主体已经巩固，幽灵般的白军向他们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并不为此特别担心。但飘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处搜集军事重镇和工厂的情报，然后德国人坐享其成，这让他们非常恼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万别，深奥微妙，德国人懒得过问，但一位“白盟”主席爱国心切，每每因坚持道义而阻碍了友好合作的流畅进行，他们也会感到恼火。

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遇上了天赐良机。苏维埃一心盼望由他统治“白盟”，那样他们就会对“白盟”的所有间谍了如指掌——同时随机应变，让德国人虚耗精力，得到假情报。德国人也同样相信，通过他，他们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绝对可靠的情报员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报员中间。两方都不幻想戈卢布科夫将军对自己忠诚，但两方都以为有他在两边摆来摆去，自己便从中有利可图。单纯的俄国老百姓，那些流散在边远地区辛勤劳作的俄罗斯难民家庭，仍和在萨拉托夫或特维尔一样，操持着他们卑微而诚实的生意，养育着脆弱的儿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么“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类，代表着俄罗斯童话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美好、体面、强大的事物——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梦，这些梦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辑者视为长在主题上面的赘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掌门候选地位（当然是纯理论上的地位，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当时的领导会死）还远在一长串名单的下端——其中原因并非他传奇式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同辈军官的充分赞赏，而是他碰巧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快到第二任掌门选举之时，戈卢布科夫将军已经展现了组织者的巨大才能，觉得他能够安全地从掌门候选名单上划去好几位，也就顺便救下了这几位的性命。第二位将军除去之后，许多“白盟”成员都相信，下一位候选掌门费琴科将军会将他凭年纪、声誉和专业素养理当享受的权利让给这位后起之秀。然而老先生虽对“理当享受”心存怀疑，却觉得躲开已经要了两条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一咬牙，又从头做起。

他在外表上缺乏吸引力。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你们熟悉的俄国将军的样子，没有一点和善、魁梧、凸眼、粗颈的样子。他身材瘦弱，五官鲜明，嘴上一道短髭，头发剪成俄国人所谓的“刺猬”型：又短又硬，笔直，密实，耸立而整洁。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圈细细的银镯，他递给你的香烟要么是纯粹的俄国自造烟，要么是带李子干气味的英国“卡普斯腾”牌——这个牌子他念出来就是这样的音(5) ——烟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宽大的黑皮旧烟盒里，这个烟盒曾伴他经历过无数战役，受过的硝烟洗礼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人极其客气，从不招摇。

每当“斯拉夫斯卡”在她众多的“艺术资助人”家里“搞接待”时（有一位波罗的海的什么男爵，一位首任妻子曾是歌剧《卡门》名角的巴克拉克医生，还有一位是个老派俄国商人，正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柏林生意兴隆，以十英镑一栋的价格买下一幢连一幢的房子），她毫不起眼的丈夫会一声不响地穿梭在客人中间，要么给你端上一份腊肠黄瓜三明治，要么送来一小杯淡霜颜色的伏特加。“斯拉夫斯卡”歌唱的时候（她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下，总是坐着唱，一拳支腮，另一只手摊掌托肘），他会远远站在一边，要么靠在什么东西上，要么踮着脚尖踱向远处的一个烟灰缸，将它拿来轻轻摆在你座椅的宽大扶手上。

我认为，从艺术角度看，他如此不露声色，做得过了头，无意间有奴颜婢膝之嫌——如今看来倒是恰到好处。不过他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对比原则上，也常以此取得激动人心的效果。他会从一些美好的迹象中——有人头一偏，眼睛一转——准确地得知屋里远处的某人正在请一位新来宾注意一个令人神往的事实：眼前这位低调谦恭的人竟然是一场传奇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曾单枪匹马攻城掠地，以及类似的事迹）。

三

德国的电影公司，当年就像毒蘑菇一样纷纷冒出（那时候光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通过雇用俄国流亡人士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那些俄国流亡人士，希望和工作全都在过去——也就是说，这是一帮完全虚幻的人——让他们来代表影片中“真实”的观众。一个幻觉紧接着另一个幻觉，让敏感的人产生住在镜子宫里——或者不如说住在镜子囚室里的印象，一时分不清孰为镜子，孰为己身。

说来也是，我只要想起“斯拉夫斯卡”在柏林和巴黎唱歌的地方以及在那里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会觉得我仿佛在对某部旧电影进行色彩和声音的技术处理。影片中的生活是一阵灰色的振动，葬礼上的惊慌奔走，只有大海带上了颜色（一种病态的蓝色），后台某种手动的机器模仿着与画面不同步的海浪拍岸声。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形迹可疑，受到救援组织的憎恨。这人是个秃顶男子，眼露凶光，双腿盘坐，像个上了年纪的胎儿一般，缓缓地飘过我的视野，然后神奇地落在后排一个座位上。我们的那位伯爵朋友也在，全身从高领到脏鞋罩都可看见。还有一位可敬却又俗气的神甫，宽厚的胸上一枚十字架在微微起伏，坐在第一排，两眼直视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