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0/68页）
“妙！”纳夫塔道。啊，太好了，太好了。人身上永不泯灭的一部分，骨灰！
噢，那还用说。塞特姆布里尼打算抓住人类对生物学事实的非理性态度不放。他指的是那些原始信仰的阶段，那时候死是一种恐怖，始终被令人战栗的神秘气氛包围着，因此人不能用理性的清醒目光去审视这一自然现象。有多野蛮啊！对死的恐惧发源于文明程度极低的时代，那时人通常都死于暴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横死总带着可怖的性质，久而久之，人一想到死，自然就感到害怕。可是，随着整个健康科学的越来越发达，个人的安全越来越有保障，自然死亡便成为常事；而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在辛勤一生之后想到永久地安息更一点不觉可怕，倒认为是正常的值得欢迎的了。不，死既非可怖的事，也非殉难牺牲；死纯粹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理学上必然的和值得欢迎的现象。不过再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将是对生命的剥夺。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座模范火化场和附属的骨灰馆也即“死亡馆”的旁边，还计划建一座“生命馆”，在这“生命馆”中将融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艺术于一炉，以便引导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意识离开死的体验，离开默默无声的忧伤和无所作为的哀怨，回到生的享受中去……
“迫不及待地！”纳夫塔挖苦道。“不然，他们对死就殷勤过了分，对那个简单事实的敬畏就过了头。当然了，没有这个简单的事实，恐怕压根儿就既不存在建筑，也不存在绘画，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乐以及诗歌吧！”
“他为入伍而当了逃兵。”汉斯·卡斯托普像在梦里似的说。
“您的话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回敬卡斯托普，“暴露出您脑子有毛病。对死的体验归根到底必须是对生的体验，不然就活见鬼。”
“在‘生命馆’里是否会装饰一些淫乐的象征，像古时候的棺柩上那样？”汉斯·卡斯托普问得一本正经。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纳夫塔语气肯定地说。要以古典主义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现人体这罪恶之躯。人家已使它免于腐烂，毫不足怪，因为人家纯粹出于温柔体贴，甚至连用鞭子抽它也不让……
这时魏萨尔又突然提出刑讯来，他那尊容就活像一个在受刑的人。令人难堪的审讯——不知道几位对它怎么想。他，斐迪南·魏萨尔，总是喜欢利用去各地办事的机会，到那些古迹名胜中参观曾经以审讯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隐秘角落。他见过纽伦堡的刑讯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讯室，为了长见识在室内很好地进行过观察。确实，为了灵魂的缘故，在这些地方对肉体很不客气，而且用了些别出心裁的方法。甚至于叫也不让叫，硬把一只梨子塞进犯人张大的嘴里；这只闻名遐迩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么美味——所以接下来再怎么干怎么使劲儿都静静的……
“卑鄙。”塞特姆布里尼喃喃着。
费尔格也发表了意见，既称赞梨子，也称赞静静的干劲儿。他认为，至少那时候还没谁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意儿。
这是替他治病！
灵魂麻痹了，正义遭到破坏，一样容许人暂时抛开同情心。再说，刑讯还是理性进步的结果。
纳夫塔先生大概神经不正常吧。
谁说！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位文学家，所以对中世纪的司法史显然不甚了了。事实上，那是个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讲，渐渐地，基于理性考虑，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为人们发现，强者总是获胜，即使他并不在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式的怀疑者和批评家利用了这一发现，努力使古老的简单的司法程序为宗教裁判所所取代；为了捍卫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干预，而是想方设法使被告吐露真情。没有口供，不能判决——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间都听得见：本能根深蒂固，取证的链条即使再严密，缺少自供的判决仍然使人觉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种种单纯的迹象、种种纯粹的嫌疑之后，再查出真情？一个隐讳和拒绝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该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脑？他的灵魂既然是邪恶的，你就别无他法，只得转而对付他的肉体，肉体实实在在地摸得着。于是乎，刑讯作为取得不可缺少的供词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采用了。若问要求实行并且真的开始使用重视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谁，那便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如此说来，他也是刑讯逼供的倡导者。
意大利作家请其他先生千万别相信纳夫塔的话。那纯属魔鬼开的玩笑。要是情况真的完全像纳夫塔胡诌的那样，要是理性真是刑讯逼供的始作俑者，那也只是证明，它在所有时代都是多么苦于缺少支持，多么迫切需要启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们没理由担心地球上什么时候理性会太多！只不过适才发言的那位说错了。恐怖司法的发明权算不到理性的账上，只需考虑它的根子乃是对地狱的迷信这个事实就够了。先生们最好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和刑讯室：那些挟、抻、绞、烧等种种刑罚，显然都出自一种幼稚而痴迷的幻想，出自一种诚惶诚恐地摹仿彼岸世界的地狱情状的愿望。这且不说，人们这样做还自以为是要帮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怜的灵魂是拼命要忏悔的，就是肉体作为恶的原则极力违抗它的意愿。于是人们自信为了他好，就必须用酷刑来迫使肉体屈服。苦行主义的愚妄……
那些古罗马人是否也沉溺于此呢？
古罗马人？鬼话！
当初，他们不也知道以刑讯作为司法手段了吗？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责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干脆不知道除去砍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置那些“人形动物”。
他们不是“人形动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纠正说；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师、以及发言者本身一样的人——只是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他讲到一个重罪犯人，一个杀死多人的凶手，属于检察官们在最后的公诉状中习惯地称之为“兽性的”或“人形禽兽”一类。这个人却在牢房的四壁写满了诗句，而且写得很不坏；这些诗句——比起他的检察官们偶尔心血来潮的创作来，不知要好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