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三章 医院（续）（第4/5页）

这名可怜的士兵可能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年轻女子，突然虚构了这则崭新的浪漫故事，本能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默默地听着，并把这件事告诉其他犯人。但是，当别人开始对他表示好奇的时候，他竟清醒地沉默了。第二天，医生问了他很久，因为他告诉医生他没有生病，并且诊断的结果也是如此。然后医生把他列在出院的名单上。当我们得知他的病情单上写的是“Sanat.est”[6]时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在医生离开病房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无法告诉他们其中的内情。是的，我们自己当时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他的主要病因。

整件事情的错误源于送他到医院里来的长官，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送他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也许送他来的人只是猜测，并不相信他真的疯了，他听到一些传闻之后就采取行动，把他送来做鉴定。那个不幸的人在两天后被带出去受了刑罚。这似乎让他非常吃惊，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不相信他会受罚。他们领着他穿过队列时，他大声地喊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刑后他又被送进医院，因为我们病房里病床不够，他就住在另一间病房里。但我打听过他，得知他在住院的整整八天内没有对人说过任何一个字，他很困惑，也很伤心……当他的背部痊愈，他被送到某处。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至于一般的治疗和药物，据我所能观察到的，轻症病人几乎不遵医嘱、不服药。只有真正生病的重症病患会认真对待，服用医生开给他的药水和药粉。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盲目相信的外部治疗方法，比如玻璃吸毒器、药膏和放血等等，在医院里得到了优先的考虑。这是我们喜欢并会欣然接受的。使我感到兴趣的还有一件怪事。那些病人能够一声不吭地忍受棍棒鞭子的抽打，但在他们身上使用吸毒器时，竟然会常常抱怨，做出鬼脸，甚至不停地呻吟。是他们的身体变虚弱还是他们装出来的？我无法知晓。

我们医院里用的吸毒器是一种特殊的吸器。这种机器能同时在皮肤上切开十二个小口，但是这个设备被医务人员丢失或损坏了，或者是自然耗损坏了，所以医生不得不用手术刀来做切口。每个吸器必须有十二个切口。用机器切口，因为十二把刀瞬间同时快速切刺，病人不会感觉疼痛。但用手术刀切口是另一回事。手术刀切口速度相对缓慢，疼痛是感觉得到的，而且如果需要放十个吸毒器的话，那就是一百二十个切口，当然，这会是非常敏感的。我经历过这种治疗，即使感觉到疼痛，毕竟还是跟笞刑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到忍受不住想要呻吟的地步。

有时看到一个大男人折腾着身体，并沙哑着嗓子喊痛时，是很有趣的。好比一个人，在处理一些重大事项时表现得坚定和冷静，但回到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却很忧郁，常常发脾气，端上饭来也不想吃。嘴里还说脏话，骂个不停，觉得一切都不自在，好像大家都在烦他，都对他粗鲁，都在折磨他——总之，“是舒适得发疯了。”有时人们会这样批评这种人。然而，这种人在普通百姓中很多，在我们监狱里大家相互挤在一起生活时，经常也会发现这样的人。有时候，大家会戏弄这样的人，骂他，让他闭嘴。那时他就会沉默了，等候大家对他的诅咒。

乌兹杨切夫特别不喜欢这类人，他从来不放弃和他们吵架的机会。他是不肯把这种机会让给别人的。这是他的乐趣、他的需要，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疾病。但部分也是因为愚昧无知。他先认真专注地看你一眼，然后莫名其妙地用平静、有力的声音开始鼓吹他的方法，好像他是来监督我们的秩序或者管理大家的道德的。

“他什么都要管的。”囚犯们笑着说。大家都很可怜他，避免和他争论，只是偶尔笑笑罢了。

“看，你说了这么多！三辆马车都拉不完。”

“说了些什么呀？在傻瓜面前是不用脱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为了手术刀大喊大叫？要有耐心。”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不，我的朋友，”我们狱中的一名囚犯插话说，“用吸角一点不痛，我试过的。最痛的是他们揪起你的耳朵不放。”

他们都笑了起来。

“有人揪过你耳朵吗？”

“你以为没有吗？当然揪过的。”

“怪不得你的耳朵向外突出得那么厉害。”

这个囚犯沙布金的耳朵真的很长，而且向两侧突出。他是个无业游民，年纪还轻，理智、恬静，说话时总是带着一些严肃而隐喻的幽默，使他讲的故事增添了不少趣味。

“我怎么会想到有人揪你的耳朵呢？我怎么会想到呢，你这个笨蛋？”乌兹杨切夫介入了对话，愤怒地转向沙布金。但是，沙布金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是谁揪你的耳朵的？”有人问。

“谁？你明明知道是谁。就是那个警长。当时我们在流浪。后来，我们来到了K城。我们一行两个人，我和另一个流浪汉叶菲姆。他没有昵称。在路上，我们在托尔明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一晚。有这样一个村，托尔明。嗯，是的，我们走进去看了一下，可以在这里住一阵子再赶路。大家都知道，四周田野里的空气要比城里的好多了。好吧，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客栈。看看周围，我们显得有点孤单。这时有个人走到我们跟前，他像是被火烧过一样晒得黑黑的，穿着德国礼服，肘部都撕裂了。他说：

‘请问，你们有文件[7]吗？’

‘没有，’我们说，‘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先生。我有两个好朋友，也在杜鹃将军[8]手下服务。我们在这里把钱喝完了。所以我想请求您一件事，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买半瓶酒？’

‘我们很乐意。’我们说。于是我们在一起喝了酒。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地方，那里可以做一笔好生意。那幢楼在城市的边缘，住着一个富有的商人，那里有很多好东西。因此我们决定晚上去试试看。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在同一天晚上，我们才正要动手，就被逮住了。他们把我们抓到警察局，然后带到局长面前。他说他要亲自审问我们。他点燃了烟斗，喝了一杯茶。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留着胡须的人。除了我们五个人以外，他们还抓了另外三个流浪汉。可笑的是，这样的流浪汉不记得任何事情，即使你用棍棒打他们的头，他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警察局局长然后转向我，问我说：‘你是谁？’他那声音就像从木桶里呼啸着一样震撼。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回答：‘我不记得了，先生，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