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商门德尔(第7/7页)
善良的老太太激动得厉害。她以老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唠叨劲儿不停地说,这是多么大的罪过,施坦德哈特纳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最后,我只好打断她,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么样了,她是否再见过他。她立即全身一震,又继续说道:
“说真的,每天,我一经过他的桌子旁边,心就像被刀戳了一下似的。我总在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现在会在哪儿呢?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儿,就给他送点热东西吃;他哪里有钱买烧的和吃的东西呢?据我所知他在世上一个亲人也没有。到后来,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可他连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就止不住想到:看来他想必是已经完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甚至已在考虑,是否应该让人为他做一次弥撒——要知道,像他那样一个好人,我认识他有二十五年还要多啊!
“可是,在二月里的一天,早晨七点半我刚开始擦窗户上的铜插销,突然(我是说,我吓了一大跳),门开了,门德尔走了进来。您当然知道,他总是侧着身子心不在焉地从半开的门里进来的。立刻,我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东倒西歪的,两眼红红的,而他自己,我的天哪,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胡子了!我看着他,发现他情绪不对头。我立即明白了:他一点知觉也没有,大白天像梦游似的,忘记了一切——面包的事、古尔特纳先生、他被赶出去的事,都忘记了,连自己也记不得了。谢天谢地,当时古尔特纳先生还没有来,可堂倌头正在喝咖啡。我急忙跑到他跟前,想告诉他不要在这里停留,免得再一次被这个粗鲁的家伙赶出去(说到这里,她马上小心地向周围看了看,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是想说——古尔特纳先生。‘门德尔先生!’我喊了他一声。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就——我的天哪,真可怕——他大概一下子全都想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寒噤,就发起抖来;他不只两只手抖着,浑身上下都哆嗦着,他转过身急匆匆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就跌倒了。我们往救济总会打了电话,他就被带走了。他在发热病,晚上就去世了:大夫说是因为肺炎死的,还说他来我们这里时,可能已经昏昏沉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里,像做梦似的。三十六年天天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这张桌子就是他的家呀。”
我们——了解这个怪人的最后两个人,关于他又谈了很长时间;尽管他的存在是那样卑微渺小,如同草芥轻尘,但正是他使我当年作为年轻人初次知晓存在着一种完全自成一体的精神生活,而她——一个可怜的、终生劳碌、从没有读过一本书的清洁女工,之所以怜惜这位苦难底层的难友,只是因为她给他刷了二十五年大衣和缝了二十五年纽扣。但是,在这里,在他的这张被遗弃了的旧桌子旁边,我们一起缅怀故人;回忆向来使人们相互亲近,而充满了爱的回忆则加倍地使人们相互亲近。她正说着话突然思索起来:“天哪,看我这记性!还有一本书在,是他那时落在桌上的,还在我这里呢!我该往哪儿去给他送呢?后来,谁也没有来取,我就想:把它留下做个纪念吧。这没有什么不对,是吧?”她急忙从后面把书拿来了。我好不容易才没有失声发笑——命运之神喜欢热闹,有时还喜欢嘲弄人,它每每令人可恼地给伤心的悲剧掺进一点滑稽的成分!这本书竟是海因的《德国色情和趣味文学书库》第二卷,是每一个藏书家都熟悉的一本言情作品易知录。恰恰是这本糟糕的书成了那位已故的异人留在这双整日操劳、发红而又粗笨、大约除祈祷书之外从未拿过任何书的手里的最后遗物。我费劲地绷紧嘴唇,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我心里不由得想笑。我的这种小小的犹豫使这个老实的女人感到惶然不知所措:莫非这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或者,我是否认为她可以保存下去呢?
我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您只管留给自己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如果还能知道,在几千个因得到所需要的书而感谢他的人中至少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是会高兴的。”
我走出了咖啡馆,在这位善良的、心地淳朴的、以真正的人性对死者忠诚不渝的老太太面前,我感到惭愧。这是因为,她虽不识字,尚且珍藏着一本书,以便更好地纪念他;而我,本来应当知道,人们之所以写书正是为了在死后仍能成为人们的朋友,并以此保卫自己,免遭众生之敌——归于幻灭和被人遗忘的危害,然而我竟有好几年忘记了旧书商门德尔。
(薛高保 译 杜文棠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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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地名,在喀尔巴阡山北支脉及其附近的低地上。十四至十八世纪时属于波兰,一七七二年第一次分割波兰后,一般将奥地利所分得的部分称作加里西亚,现属苏联乌克兰共和国。
(2) 苏联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代文化艺术史学者。
(3) 马克德夫和马克白斯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马克白斯》中的人物。
(4) 拉斯开尔是德国著名象棋家。
(5) 布佐尼是意大利的著名钢琴家。
(6) 拉比,犹太教牧师。
(7)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特·格鲁克(1714—1787),作曲家,十八世纪欧洲歌剧改革者之一。原籍德国,幼年居住在捷克,在维也纳开始改革歌剧。《阿尔泽斯塔》(1767)和《伊菲季尼雅》(1774—1779)均为他的作品。
(8) 奥地利铜币,约相当于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