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第2/4页）

在主宫医院，同一位穿着白外衣的憔悴看门人又带我参观起来。在医学区域，我注意到了被我以前忽视的东西：一台自助式灌肠机。那是一种遭到古斯塔夫痛恨的东西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它由一张窄凳、一个空心尖状物再加一个垂直的把手构成。你骑坐在凳子上，伏到空心的尖状物上，然后给自己灌满水。至少它可以让你私下里灌肠。我与看门人都不怀好意地哈哈笑了起来：我告诉他说我是医生。他笑了笑，然后去取一件他说定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回来时，他拿着一只很大的硬纸板鞋箱，里面是两颗保存良好的人头。人头上的皮肤依然完好无损，似是岁月已使皮肤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大概是像一罐陈年的红葡萄酱那样的棕褐色吧。大多数的牙齿还未脱落，但是眼睛与头发没奋留下来。其中一颗头颅重新装上了一头劣质的黑色假发与一双玻璃眼睛（眼睛是什么颜色？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它们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这种企图使这颗头颅显得逼真的努力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看上去倒像一张孩子的恐惧面具，一张放在卖化装舞会物品的商店橱窗里的万圣节“不请客就捣乱”的脸蛋。

看门人向我解释说，这些头颅是让—巴蒂斯特·洛莫尼耶的作品，他是阿希尔一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在医院的前任。洛莫尼耶正在探索保存尸体的方法；市政府容许他用判死刑的罪犯的头颅做试验。我想起了古斯塔夫童年里的一件事。六岁时有一次，他与姑父帕兰到外面散步，经过了一个断头台。断头台上刚行过刑：鹅卵石还印着鲜红的人血。我怀着希望提起这件事；可是看门人摇摇头。否则这是一个不错的巧合，只是时间不一致。洛莫尼耶1818年就已经去世；再者，鞋盒里的两个人头标本事实并不是在断头台上砍下来的。他指给我看了就在下巴下面的那些上绞刑的人曾因绞索勒住产生的深深的皱纹。当莫泊桑在克鲁瓦塞看到福褛拜的尸体时，其脖子又黑又肿。这是中风猝死的情形。这不是一个人在浴室里上吊的迹象。

我们继续参观博物馆，直到我们来到了存放鹦鹉的那个房间。我拿出我的宝利来相机，他容许我进行拍摄。我把照片挟在腋下，看门人指出了我第一次来访时就注意到的那封复印信函。那是福楼拜在1876年7月28日写给布雷恩夫人的信：“你知道在过去三个星期里我把什么东西放在我桌上，放在我的面前？一个鹦鹉标本。它忠于职守地在那里守望着。看到它，开始让我生气了。但是我把它放在那里，是想让我的脑海里充满鹦鹉。因为此刻我正在写一个老姑娘与一只鹦鹉之间的爱情。”“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看门人说，他用手拍着我们面前的玻璃圆罩，“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那另一只呢？”

“另一只是假的。”

“你怎么能肯定呢？”

“这很简单。这只来自鲁昂博物馆。”他指着栖木一端的一个圆形印章，然后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博物馆注册的一个复印登记表。它记录着一批租借给福楼拜的东西。大部分的条目是以博物馆速写记录的形式登记的，我看不懂，但是亚马逊品种的鹦鹉的租借条目明白易懂。在登记单的最后一个竖栏里，打了一系列的钩，这说明福楼拜已归还租借给他的每一件物品，包括这只鹦鹉。

我依稀感到失望。我始终多愁善感地设想——尽管并没有多少理由——这只鹦鹉是在作家去世后的遗物中找到的（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我暗自喜欢这只克鲁瓦塞鹦鹉的理所当然，复印件不能证明什么，除了能证明福楼拜曾从博物馆里借过一只鹦鹉以外，并且他已归还。博物馆的印章更需要谨慎地来看，它并不是结论性的……“我们的鹦鹉是真的。”在送我出门时，看门人大可不必地重复说。似乎我们的角色已经换了：他需要得到肯定，而不是我。

“我肯定你说得对。”

然而，我并不肯定。我开车到了克鲁瓦塞，拍摄了另一只鹦鹉的照片。它也玩着博物馆印章的游戏。我同意看门人的话，她那里的鹦鹉才是真实的，主宫医院的那只一定是冒名顶替的。

午饭后，我到了纪念公墓。“对资产者的仇恨是一切美德的开始。”福楼拜写道；但是他却墓葬在鲁昂最显赫家族的中间。在他去伦敦的几次旅行中，他有一次造访了海格特公墓，发现那个公墓太整洁“这些人似乎是戴着白手套死去的。”在大公墓，他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勋章死去，并与他们的马、狗还有英国家庭教师合葬在一起。

古斯塔夫的坟墓很小，并不奢华；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效果并不是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艺术家，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人物，而是使他看上去像一个不成功的资产者。我倚在划分一个个家庭墓地的栏杆上——即使去世了你仍可以拥有一块不动产——并拿出我的那本《一颗质朴的心》。在第四章开端，福楼拜赋予了费莉西泰的鹦鹉的描写非常简单“他叫露露。他的身子是绿色的，他的翅膀尖是粉红色的，他的脑门是蓝色的，他的喉部是金色的。”我把我的两张照片进行了比较。两只鹦鹉都长着绿色的身子；两只都有着粉红色的翅膀尖（主宫医院的那只是鲜亮的粉红色，可是蓝脑门与金喉咙，毫无疑问，是主宫医院的鹦鹉的特征。克鲁瓦塞的鹦鹉则刚好相反：金色的脑门，绿中带蓝的喉咙。）

似乎那就是它了，确实。然而，我还是给卢西恩·安德里先生打去了电话，说明了我的兴趣，但那是普通的非专业性的兴趣。他邀我第二天登门拜访。由于他给我的地址是洛丁街，我的想象中便出现了他正站在一幢福楼拜研究学者所居住的那种殷实的资产者的房子中与我说话的情景。双坡式的屋顶，上面有牛眼窗穿透其中；粉红色的墙砖，第二帝国时期的装饰；房子里面，沉静肃穆，镶有玻璃门的书橱，上蜡的地板，羊皮灯罩；我还闻到了一个喜欢交际的男人的气息。

我短时间里所构想的房子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它是一个梦想，一个虚构。这位福楼拜研究者的真实的房子在南鲁昂的河对面，在一个破败的地区，那里一些小企业蹲伏于一排排低矮的红砖排屋之中。往来的卡车在那邱狭小的街道上显得过于庞大；那里鲜有商店，酒吧也很少；有一家酒吧正在供应tête de veau作为当日的plat du jour 就在你到达洛丁街前，有一个鲁昂屠宰场的道路标志。

安德里先生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候着我。他是一个小个子老人，身穿斜纹呢的短上衣，脚穿斜纹呢的便鞋，头戴一顶斜纹呢的毡帽。他的翻领上饰着三排彩绸。他脱下帽子与我握手，然后再把帽子戴好；他解释说，他的头在夏天很脆弱。我们在室内时，他也要一直戴着他的软呢毡帽。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样有点古怪，但我倒不这么想。我是从一个医生角度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