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7/27页）

相反，加拉尔夫人则注意到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特点，这些才能和特点即使不说是超自然的，也是很不平常的，例如：他从不像小孩那样害怕黑暗和夜，任何时候，人家都可以叫他到地下室去拿点什么东西，而其他小孩即使拿了一盏灯也不大敢下去；或者，人家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叫他到仓库去拿木头，他从来不掌灯，但又能认清道路，立即拿来所需要的东西，从不拿错，从不跌跤或撞翻什么东西。当然更加奇特的是，他能透过纸张、布料、木头，甚至透过砌得牢牢的墙壁和关闭着的门看过去的本领，这一点已经由加拉尔夫人证实过。他脚不进卧室，就知道室内有多少小孩，并且是哪些小孩。花椰菜尚未切开，他已经知道菜里藏着一条毛虫。有一次，加拉尔夫人把钱藏好（她换了个地方），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格雷诺耶还没找上一秒钟，即指着壁炉横梁后面的一个位置，一瞧，果然钱在那儿！他甚至能望到将来：能够在一个人来访前很久就预告此人的来访，或是在天空里尚无一丝云彩时即能准确地预告雷阵雨的来临。所有这一切，他当然不是看出来，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他嗅觉越来越灵敏和精确的鼻子嗅出来的：花椰菜里的毛虫，横梁后的钱，隔几道墙和几条街的人——这些对于加拉尔夫人来说，即使她父亲那次用火通条打她时没有损伤她的嗅觉器官，她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她深信这男孩——虽然智力差——一定有第二套视觉器官。由于她知道，有两套视觉器官的人会招来灾祸和死亡，因而她觉得他极为可怕。当她想到自己同某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此人具有一种天赋，能透过墙壁和横梁看清藏匿得非常隐蔽的钱，这时她觉得更加可怕，难以忍受。在她发现格雷诺耶具有这种可怕的本领后，她就想办法要把他打发走。后来时机终于到了，大约在格雷诺耶满八岁时，圣梅里修道院未说明任何理由，停止付给抚养格雷诺耶的费用。加拉尔夫人也不去索取。出于礼貌，她又等了一个星期，然而这笔钱还是没有送来，她就牵着这男孩的手，带他进城去。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鞣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鞣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干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夏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一件事。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的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宫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驶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这一年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上帝保佑，她在一七四七年回家并告别格雷诺耶这男孩和我们的故事这一天，丝毫也没有预料到她后来这种厄运。她或许已经丧失了对正义的信念，并因此也丧失了她唯一能够理解的生活的意义。

格雷诺耶从他对格里马投去的头一瞥——不，是从他吸入格里马气味的头一次呼吸中即知道，他只要稍有反抗情绪，这个人完全会置他于死地。他的生命的价值只不过等于他所能做的劳动，这条命的存在，取决于格里马对它的利用。因此格雷诺耶凡事顺从，从不做出反抗的尝试。日复一日，他把自己顽强和执拗的全部能量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仅把它们用于按照扁虱那样的态度来战胜面临的冰冻期：他坚韧不拔地、知足地、不引人注目地在最小的、但又是小心照料的火苗上把握住生命希望之光。他如今是个顺从、无所需求和只有工作愿望的样板，听话，任何饭菜都能将就。每逢晚上，他总是勇敢地把自己关进工场一侧的一个棚屋里，棚屋里存放着工具，挂着腌过的生兽皮。在这儿，他睡在踩得发亮的地上。他整天劳动，只要天亮就干活，冬天干八小时，夏天干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他刮去散发出恶臭的兽皮上的肉，把兽皮用水浸透，刮毛，用石灰浆喷洒、腐蚀、揉透、抹上鞣料浆，劈木头，剥梨树和紫杉皮，下到呛人的烟雾弥漫的鞣料坑里，按伙计的吩咐把兽皮和树皮一张张叠起来，撒上压碎的五倍子，用紫杉树枝和泥土把可怕的兽皮和树皮盖上。几年后他再把坑挖开，以便从坑里把已经制成的皮革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