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岁月（第2/6页）

“那么，我的神甫，要是这样，人们变成教徒，就像变成醉鬼一样吗？”

“的确是这样。”修道院院长回答说。这个比喻并不使他感到可怕。

米歇尔拉开了去卡特山的间隔。但他仍喜欢这种有点艰苦的攀登。卡特山是用黏土夯成的，周围种着作物和树木，旁边有一座小咖啡馆，俯瞰着原野。这里经常有人光顾。苦修会会士，从他们穿的长袍和带风帽的无袖僧衣来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在田地里干活，挤牛奶，慢悠悠地赶着棕毛梳理得整齐的大肥马。米歇尔怀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着他们默默劳作的教规。单是这种教规，就足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大部分是是非非。当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荒谬到难以理解的时候，米歇尔心想，甚至即使在人们所说的“宗教”在他身上没有一点位置的时候，在他丝毫没有信仰宗教的愿望的时候，一个失去一切的人也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安安静静地死去。他从一个正在用铁叉翻厩肥的会士身上明白了印度教苦行僧和弃绝者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男人之一竟然多次在同一个地方对我说同样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礼拜，就连曾经到过那里的年轻的蒙泰朗也是如此，有一个修士正赶着两匹耕地的马往回走，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被他的甜美的微笑吸引住了，差一点儿跨入正大开着的专供马车出入的大门，走进修道院的内院。

当修道院受到孔布激进主义的威迫，正准备向国外搬迁的时候，或者起码可以说在国外购置产业，找到避难所的时候，苦修会会士决定到国界的另一侧避难，只留下有限的几个修士看护修道院。他们走还是不走？甚至这个只需回答是与否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总能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我阅读了几本有关论述法国修会危机的著作；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多少流露出一些偏见，不是闭口不谈共和国与教会之间的纠纷，就是对纠纷的结果言过其实。修会的一些资料本身也是含糊其词；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岁月和两次战争之后，现在的修士好像对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给予太肯定的答复。在我经常试图搞清楚某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我坚信过去流传的或者已经写成书面的材料，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而且是被重新整理过的，所以我没有兴趣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时间。我只是抄录了一些有关米歇尔的活生生的回忆，当然其中有的也是错误的，但这一直在激励着他这个总是充当反对派角色的人物。

他站在德雷福斯这边，但是对他的似乎肮脏的历史不感兴趣；他支持现在受到侮辱的神甫们，尽管他们对生命永恒和此世的看法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一小队修士决定“自愿”离开的那一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日子。当地许多农民反对他们离开：这些为人正直的神甫虽然喂养了一些品种优良的奶牛，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生产优质奶酪的需要，因此，修道院成了向周围农场收购牛奶的大户。农民们看着这个大户人家走了，心里不是感到气愤，就是感到难过。一小部分死硬的激进分子所关心的是讨好当局，因此支持这部分教士离开修道院。

人们爬上卡特山，站在小咖啡馆和修道院之间的空地上。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小咖啡馆的生意很好。北部专区专员认为有必要带着一个小分队来维持秩序。人们等待着。（到处都一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有四分之三的时刻在等待中度过。）小教堂的门打开了：寒酸的小教堂粉刷成灰色，装饰着彩色的耶稣受难图和几幅圣絮尔皮斯教堂风格的绘画。小教堂表现出的，与其说是对美好事物的恨与无知，毋宁说是对事物外部现象的平和心态和漠不关心。此时此刻，谁都不想去教堂祈祷。修道院的门关上了。米歇尔紧靠着一堆石块坐着，头上戴着扁平窄边草帽，穿着一身漂亮的夏装，每隔五分钟便高声呼喊道：

“自由万岁！”

他没完没了的呼喊激怒了专员，显然使专员很不高兴。

“喂，克先生，您干吗老是这样喊‘自由万岁’？”

“现在是共和国时代，我知道‘自由万岁’不属于煽动性口号。”米歇尔分辩道。

门打开了。一队身穿普通服装的可怜修士出现了，他们的手提箱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身材高大的修道院院长站在他们前面，从樟木箱里拿出他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穿的军服（随着岁月的增长，他的身体多少有点发福，军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紧），胸前佩戴着勇士十字勋章。前来维持秩序的小分队不由得举起了枪。这个戏剧性的小动作使米歇尔感到高兴，然而使专员感到尴尬。修士们先赢得了一分。这个小小的胜利具有军事意义，克先生感到高兴极了。这位前少尉不仅为追求爱情而离开了军队，而且本来就讨厌士兵，但是对军队还是有一点儿情感的。

对米歇尔来说，村子不算什么，而且人们也不把他看成是村里的人。应该说，克先生近三十年的生活在远方度过。有关那些年代的流言蜚语倒不少，不过都是私下的议论。对下面的村民来说，他只不过是城堡女主人的儿子（这个称呼还经常有人叫）。城堡女主人的代理人就知道收地租。人们承认米歇尔心肠好：草垛着了火或被雨水淋湿，谁家有丧事，或一头奶牛死了，他都会送去一些宽慰的话，并且还附上一张蓝色支票。“这些够不够，我的小伙子？”要不是他火气旺盛，或者骤然发火，人们说不定会把他当成傻瓜。星期天大弥撒，他是不能不参加的。做过弥撒以后，他去耐心地听市参议员宣读陈情书和农民的诉苦，或者请他们在小咖啡馆喝上一杯。其实这都是枉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段难以言喻的距离：他从来不把这些人看成是同伴，更不用说是朋友。米歇尔亲身体验到，法国像印度一样，也存在着社会等级。作为济贫会主席，他对工作尽职尽责，但他感到惊奇的是，他根本没有慈善心和友爱精神。如果是对穷人，他也许会承认自己有着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但那些农民都是生活有余裕的人，有的还很富有。他们的济贫会在巴约勒的银行里有一笔可观的存款，部分是由于克先生的慷慨赠予。但是，要想不时地取出几个苏接济最贫困的人，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其他人，也就是那些被称为游手好闲和痴呆的人，那就像法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自助者，天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