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独裁体制中的宣传（第2/3页）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社会直接发生联系。其一，作为家族、行业、宗教等团体的一员；其二，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团体是能够表现出道德与才智的，就像组成团体的个人一样；但是群众却是乌合之辈，他们组织混乱、漫无目的，除了明智行动和务实思考外，他们倒是无所不能呢。

融入群众之中，人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力量，也会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他们变得极其易怒，丧失个人的理智以及集体的责任感，突然爆发的狂怒、激情和恐惧极易感染他们。一言以蔽之，身处群众中的一个人，其举止好比吞食了大量强力麻醉药一般，他就是我所谓的“群体毒药”的受害者。像酒精一样，“群体毒药”是一种能使人活泼、性格外倾的药剂。被“群体毒药”麻醉的个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才智、道德，变得发狂，如禽兽一般。

在希特勒的执政生涯中，他长期都是一个煽动者，他研究了“群体毒药”的药效，学会了根据个人所需加以利用。他发现，演讲者可以唤醒“潜藏的力量”，并激励听众行动——这比那些作家写作的效果彰明多了。阅读乃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于是，作家只能针对单个的人说话，这些个体独自坐着读书，心思明澈；演讲者则针对众人说话，这汇聚的群众已然中了“群体毒药”，他们任演讲者摆布，如果演讲者清楚自己的目标，他可以对群众为所欲为。

作为一个演讲者，希特勒自然极其清楚自己的目标所在。他自己说，他能“牵引庞大的群众，随意自如，当他需要一个准确的词语，他的听众那鲜活的情感就会把这个词表露出来；反过来，这个词被他说出，便直接打动了听众的心灵”。奥托·斯特拉瑟[7]这样评价希特勒：“他是一个扩音器，将一整个国家最隐秘的欲望、最见不得人的本能、最痛苦的折磨和国民的反叛性全部昭告天下。”

在麦迪逊大道[8]着手“动机研究”之前二十年，希特勒已经系统地钻研了德意志民众那隐秘的恐惧、希望、渴望、焦虑和挫折感。广告业的行家里手通过操纵“潜藏的力量”而引诱我们购买商品，比如牙膏、某种牌子的香烟，或选择某个党派候选人。同样，希特勒也是吁求那“潜藏的力量”（还有其他一些手段风险太高，麦迪逊大道不敢涉足），引诱德意志民众选出了他们的元首、一种疯狂的哲学，以及一场世界大战。

与民众不同，知识分子的趣味在于理性和事实。因此，宣传或者能对大多数人起很好的作用，但碰到这些喜欢较真儿的人，就不大行得通。在民众之中，“本能地位至高无上，于本能中产生信仰……当健壮的升斗之民们出于本能联合在一处，便形成群众的共同体。”（不用说，这是在一个领袖的掌控之下。）“知识分子就不同，他们四处乱窜，就像养鸡场里的鸡一样，指望他们是创造不了历史的，他们也不能成为群众共同体的一分子。”

知识分子要求提供证据，看到逻辑矛盾和谬论，他们就一惊一乍。他们视过分的简单化为思想的原罪，又鄙夷口号、武断之论、泛泛之谈，不过这些可都是宣传家们的惯用伎俩。希特勒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是针对少数必要的情况而发表，且务必用一些陈旧的公式。”这些陈旧的公式必须不停重复，因为“只要不停重复，终将成功在众人脑海中牢固刻下某些观念”。

哲学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宣传则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不证自明的事物——本来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怀疑。煽动家的目标即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建构社会凝聚力。但是，正如罗素所言，“教条的体系其实并无经验支撑，比如经院哲学和法西斯主义，但它们却能在信徒中建构庞大的社会凝聚力。”

因此，善能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们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教条，他所有的陈述都是无条件正确的。在他的观念里，世界非黑即白，黑则如魔鬼临世，白则如天神下凡。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家需要采取“一种系统化的一边倒态度，来应对所有的问题”。他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或者承认别持观点的人有可能部分正确。至于对手们，根本无需与之辩论，而是直接攻击，盖住其声音，倘若他们太过麻烦，则直接将之清除。道德上带些洁癖的知识分子知道有这种事，只怕会目瞪口呆。可是群众总是确信“主动的攻击者永远正确”。如此便是希特勒关于群众之人性的观点了，格调或许不高，不过，它是否错误呢？

由果子可以知树。而关于人性的一种理论，倘能启发极其有效的统治手段，那么它至少还是有点真理的因子吧。在一个小团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若能自由交流，则能激发美德与才智，可也会激发罪孽和愚蠢。但是当煽动家刺激着他的受害者走向行动时，他所吁求的乃是没心没肺，所倚赖的则是道德上的低能。没心没肺和道德低能，并非是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而是作为群众之一员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这两者本不存在于人的属性中，而是“群体毒药”发作的症状。

在全世界所有高级宗教中，拯救与教化都是针对个人的。天国其实存于个人之精神，而非存在于群众的集体性的丧智状态之中。两三人并处，则耶稣承诺现身。若成千上万人皆中了“群体毒药”，互相皆迷狂，耶稣焉能显灵？在纳粹统治之下，庞大的人群被迫花费巨量时间，组成密集的行列，前进前进，从此处到彼处，然后再从彼处到此处。“命令全体民众不停行进，似乎只是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是许久之后，”赫尔曼·劳施宁又说，“才发现原来此种活动含义微妙，其理论基础是精准的调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需知，行进活动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最终杀死思想。它终结了个人的存在感。它好比不可或缺的魔棒，在其指挥之下，群众便逐渐适应一种机械的、准仪式性的活动，直到它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

就其观点和选择执行他那恐怖事业的程度而言，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视男男女女为个人，而不是群众或严酷集体中的成员——的人来说，希特勒似乎大错特错。

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在大众传媒宣传手段越发高妙的今日，我们如何来维护人性的正直，并重申个人的价值？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追问，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获得有用的答案。倘若再过一代人，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已经太迟了。在未来社会那令人窒息的集体氛围中，甚至连追问这个问题或许都不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