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尚有可为否？（第2/3页）

当我们从节育问题转到增加粮食供给和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时，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没有节育问题那么严重，但依然是不可轻视的。首先是教育问题。那些负责种植作物以供给全世界绝大部分粮食需求的农民们，他们人数庞大难以计算，要想教育他们使其改进种植技术提升产量，又得花上多少时间？假设他们果然接受了教育，又到哪里寻找资本为他们提供机器、燃料、润滑剂、电力、肥料、改良的种子、家畜——没有这些东西，最好的农业教育也白费。相似的问题是，又是由谁来负责教育人类保护资源的原则和方法？

而且，倘若一个国家人口猛增，对食物的需求暴涨，又如何去阻止这个国家里饥饿的农民们不去开垦土地？如果可以阻止他们，那么当肥力耗尽、伤痕累累的土地缓慢恢复生机的过程中，又是谁来负责这些农民的生计？或者，再考虑一下落后的社会吧，它们迫切要实现工业化，如果它们成功了，为了拼命赶上“先进国家”，势必又要像早期的“先进国家”一样（它们到现在还是如此），愚蠢、铺张地浪费掉这个星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又由谁来阻止这些落后的社会追逐先进的脚步？

清算的日子终会来到。当矿藏挖掘殆尽，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算，还能够从残余的矿藏中再挖掘剩余不多的珍贵的矿物，但在那贫穷的国度，又到哪里去找科学人才和巨量的资金来完成这一工作？

或许，最后还是会发现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可以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可是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发现这个答案？无论人口总量与自然资源做何等的较量，时间永远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到本世纪结束，如果我们人类足够努力，或许到那时世界市场上的粮食总量会比现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时人口的总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几十亿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半工业化的国家里，他们将消费现在十倍左右的电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矿物质。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时，粮食供给状况一如今日般捉襟见肘，而原材料的供给状况则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决组织膨胀问题，也并不比解决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问题来得容易。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轻而易举。此处有一句政治格言：权力尾随财产而至。但如今生产资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财团和大政府之手，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请将你的财产分散出去吧，范围越广越好。

再来看看投票权的问题。原则上，这是极大的权利。但在现实中，正如近期的历史反复呈现给我们看的那样，投票权本身绝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因此，如果你想通过投票权来避免独裁制度，请解散现代社会中仅具功能性的各类集体组织，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以自愿为基础组建小型的交流团体，使其能躲开大财团、大政府的官僚系统而独立运作。

人口过剩和组织膨胀催生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过上由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构成的完满的人性之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如果你想逃避个人的、社会的精神贫瘠状态，离开大都市，让小小的乡村社区复活吧；或者破坏大都市机械化的组织体系，在其内部组建一个个与乡村社区一样的小型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相聚，作为完全的个体相互交流，而不是仅仅作为专业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现。

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实，五十年之前，这些问题即已眉目清晰地为人所知。从西莱尔·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从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们，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经济巨鳄集中权力），以及广泛地分散财产。有不少分散生产力的天才的计划提出来，致力于重建小型的“乡村工业”。还有杜博瑞尔[6]那周详的计划，试图在一个个的大型工业组织中的不同部门里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权和主动权。

还有工团主义者[7]，他们有一份蓝图，希望在产业联合会的帮助之下，以生产集团的联盟为组织架构，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美国，亚瑟·摩根[8]和贝克·布朗内尔[9]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规模维持在乡村和小型市镇的水平。

哈佛大学的斯金纳教授在他的乌托邦小说《桃园二村》中，就人类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法，小说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自立自治的社会，其组织方式如此之科学，以至于没有人会受到引诱去反对社会，无需借助高压政治，也无需宣传，而每个人都能为其所当为，乐其所当乐，人的创造力于是被普遍激发了。在法国，二战进行之时以及结束之后，马塞尔·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许多自治的、无等级的生产社区，社区之内人们互助互爱，过着纯然人性化的生活。同时在伦敦，佩克汉姆实验[11]证明了通过互助的医疗帮助体系，使人人关注集体的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一个大都市里，也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区。

如此我们便可看到，组织膨胀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们也开出了包罗万象的药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针对组织膨胀的病症做一些实验性的治疗，而其结果甚是喜人。然而，不管如何倡导，也不管实验性的举措如何开展，这一病毒却稳定发展，越发厉害。我们固然知道权力不可集中在少数的寡头统治者手中，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权力确乎集中在越来越少数的人手上。我们固然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于一个大都市意味着成为一个匿名的、原子一样的人，不能过纯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却在稳定地扩张，同时“城市—工业”的生活模式却毫无改变。我们固然也知道，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之中，民主如果不是与规模适当的小型自治组织相挂钩，将近乎毫无意义。然而，每个国家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地为大政府或大财团的僚吏们所操控。

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实际过程中，组织膨胀的问题解决起来与人口过剩的问题一样困难。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及至现在，我们却都不能依据自身知识，有效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果真愿意利用自身知识去解决问题吗？

此外，设法中止，如果可能则逆转目前朝向极权统治的趋势，大部分民众是否真的认为这般不辞劳苦是值得的？在美国——它是目前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上“城市－工业”型社会的先行者——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未来的选民，对民主制度却毫无信心，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审查制度毫不反感，也并不相信什么民有、民治的政府，如果可以继续早已习惯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由少量精英统治的寡头政府照样很是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