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第2/5页）

“这没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他说，“很多时候，正义是通过经不起检验的方法而得以实现的。他们把陪审团的人挪到朗丝韦尔太太做饭的后屋去了。那间屋子正对着那棵桑树。要是你能溜进后院而不给人发现，爬树的时候要小心——”

没有人看见我进院子。可我能透过随风摇曳的桑树叶子向屋里望去，不仅看见还听见——在房间的那一头九个气呼呼的带厌恶神情的人懒散地靠坐在椅子里；工长霍兰先生和另外一个人站在那个瘦小、憔悴、干瘪的男人的椅子前面。他叫芬奇雷。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加文舅舅说过，在我们这地方你要想当个成功的律师或政客的话，你不需要能说会道，连头脑都用不着，唯一需要的是好记性，能记得住人的名字而不出差错。不过，我总是会记住他的名字的，因为他叫石壁·杰克逊206——石壁·杰克逊·芬奇雷。

“难道你不承认他要带着布克赖特十七岁的女儿逃跑？”霍兰先生说，“难道你不承认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枪？难道你不承认他刚一入土就来了个女人证明她是他的妻子？难道你不承认他不光是个无赖还是个危险人物；如果布克赖特没杀了他，迟早会有别人这么干的，只不过布克赖特运气不好倒了霉。”

“你说的都对。”芬奇雷说。

“那你还想要什么？”霍兰先生问道，“你想干什么？”

“我实在没办法，”芬奇雷说，“我不能投票赞成布克赖特先生应获得自由。”

他果然没投赞成票。当天下午，弗雷泽法官解散了陪审团，宣布案子在下一个法院受审期内重新审理。第二天早上，我还没吃完早饭，加文舅舅就来找我了。

“告诉你妈，我们可能得在外面过夜，”他说，“告诉她我保证不让你挨枪打，挨蛇咬，也不让你灌太多的果味汽水……因为我一定得弄个明白。”他说。我们现在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东北路，他目光明亮，并不迷茫，只是坚定而又热切。“他在县的另一头，离法国人湾三十英里的地方出生、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地方。他宣誓时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布克赖特。你看他一眼就会明白他从来没时间摆脱苦活去学会撒谎。我猜他以前连布克赖特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我们开车赶路快到中午时分。我们现在是在山里了，离开了富饶的平地，到了松树和蕨丛里面，这里土地贫瘠，小块小块偏斜的瘦田里长着枯萎的玉米和棉花，不知怎么回事，它们活了下来，就像它们供衣穿供食用的人多多少少熬了下来一样。我们驱车走过的路连小道都不如，弯弯曲曲，又狭又窄，坑坑洼洼，尘土遍地，汽车多半时候只能挂二挡。后来，我们总算看见信箱了，看见简陋粗略的几个大字：G.A.芬奇雷；信箱后边是一幢两间房间带露天门廊的小木屋，连我，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都一眼看出，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女人的照料了。我们走进大门。

这时候，一个声音喊了起来，“站住！站住，不许过来！”我们先头并没看见他——一个小老头，光着脚，胡子雪白、粗短而蓬乱，穿着一身带补丁的、洗得发白、跟脱脂牛奶颜色差不多的劳动布衣服，个子比他儿子还要瘦小。他站在破败的门廊边上，胸前端着一杆猎枪，浑身哆嗦，因为生气，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大而不由自主。

“芬奇雷先生——”加文舅舅说。

“你们纠缠他折磨他够厉害了！”老头说。他气坏了；他的嗓门仿佛突然升高，更为凶狠，带着难以控制的火气：“出去！不许上我地里来！滚！”

“来吧。”加文舅舅平静地说。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热切、坚定而严肃。我们现在不开快车了。不出一英里，我们便又见到了一个信箱。这一次，那房子是粉刷过的，台阶两边种的是喇叭花，周围的土地要肥一些，而且，这一回，那个男人从门廊里站起来，走下台阶到大门口。

“你好，史蒂文斯先生，”他说，“这么说来，杰克逊·芬奇雷让你的陪审团悬而不决。”

“你好，普鲁伊特先生，”加文舅舅说，“看来他让他们没法做出一致的意见。告诉我，怎么回事？”

于是，普鲁伊特先生把一切告诉了他，尽管那时候，加文舅舅有时候会忘了注意他的讲话，会倒回去用哈佛大学甚至海德堡大学的语言。大家好像一看他的脸便知道，他提出问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只有妈比我知道得还多。”普鲁伊特说，“上门廊里来吧。”

我们跟着他走进门廊，一位胖乎乎的白头发老太太，戴着一顶干干净净的条纹布的宽边遮阳女帽，穿一身干干净净的条纹布女裙，围了条洁白的围裙，正坐在矮摇椅里往一个木碗里剥紫花豌豆。“这位是史蒂文斯律师，”普鲁伊特说，“史蒂文斯上尉的儿子，从镇上来的。他想打听杰克逊·芬奇雷的情况。”

于是，我们也坐了下来，他们两人讲了起来，儿子和母亲轮流着讲。

“他们那块地，”普鲁伊特说，“你从大路上可以看到一点。你看不到的那一片并不好多少。他爸和他爷爷都种这块地，养活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付了税还从来不欠人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不过，他们做到了。杰克逊小时候刚长到够得着犁把扶手时就下地帮忙干活了。不过，他后来没长高多少。他们个子都不高。我猜这是他们能靠地养家付税不欠债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时候，杰克逊管起了这块地，他在地里干到快二十五岁，可看上去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不求人照顾，也不结婚，什么都不是，光是他和他爸两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自己洗洗涮涮。他和他爸两人才有一双鞋，他怎么结得起婚？如果真值得找个老婆的话，那地方已经害死了他妈和他奶奶，她俩都没到四十岁就去世了。有天晚上——”

“胡说八道，”普鲁伊特太太说，“你爸和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头上没有一片自己的瓦，住的是租来的房子，耕的是租来的地——”

“好吧，”普鲁伊特说，“有天晚上，他来找我说他在法国人湾找了个锯木厂的工作。”

“法国人湾？”加文舅舅说，他的眼睛更明亮、更机敏，也很专注。“说吧。”他说。

“一个按日计工资的工作，”普鲁伊特说，“不是去发财；只是去也许多挣一点钱，冒个险花掉一两年的时间多挣一点钱，不再过他爷爷、他爸那样的生活，他爷爷一直种地种到有一天倒在犁把扶手中间，他爸也过着这种苦日子，也会一直过到有一天倒在玉米地的犁沟里断了气，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了，而他连个能来地里把他从土里抱起来的儿子都没有。他雇了个黑人在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爸种田。我能不隔些时候去他家看看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