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家人好（第2/8页）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为她脸庞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坐车时，她盯着车窗外看，拿一叠纸巾捂着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败了。那天晚上，开始疼得更厉害时，她在床上翻滚、呻吟，恳求我给她倒杯酒。

“嗯，我看这个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说，“我是说酒精会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时，这只能是雪上加霜。”

“给他打电话，”她命令道，“给那谁谁打电话，那个牙医。打给皇后区的查号台。我不管现在几点钟，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话吗？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很抱歉打电话到您家里麻烦您，医生。”我说，“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妈妈能不能喝点东西。”

“噢，当然。”他说。“液体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种流行的汽水和软饮料，那样不错。”

“不，我是说——你知道——威士忌。酒类。”

“噢。”他委婉地解释说根本不建议喝酒。

最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给她倒了两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个人站着，以一种情节剧般的绝望动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她拿到了新假牙，刚开始戴的不适感结束后，她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她经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镜子前面花很多时间。可是她害怕大家会知道那是假牙，她变得小心翼翼。

“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我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吗？”她会问我。

“听不到。”

“嗯，我能听到。你看到装假牙的地方有条很难看的小皱纹吗？很显眼吗？”

“不，当然不，根本没人会注意到。”

她搞雕塑时，参加过三个需要付会费的艺术组织：全国雕塑协会、全国女艺术家协会，还有个名叫“钢笔与画笔”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里的一个女性俱乐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遗留，当时的村里，有罩衣、焚香、带交织字母的埃及香烟和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3]。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愿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两个组织交会费，可是她不肯放弃“钢笔与画笔”，因为对她来说，那在“社交上”意义重要。

我无所谓；这个俱乐部的会费并不多，他们有时举办画作和雕塑联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松糕、裂缝很严重的木地板以及戴着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这种展览上，我妈妈很久以前一件布满指纹的小型作品也许能获得一项荣誉奖。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们才让雕塑家加入‘钢笔与画笔’。”她解释道，解释的次数远远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画家，当然他们现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进去，可是我们自称是‘拿凿子的’”。她总是觉得那样说很滑稽，笑了又笑，一边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齿——那是以前，后来是高兴地展示她崭新的假牙。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留连，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有人带我去一个小范围聚会，认识了一个名叫艾琳的女孩，接着发现她像我一样孤独，不过在掩饰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个子高，身材苗条，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脸瘦瘦的，长得漂亮，有时候一脸提防而严肃的样子，似乎世界正在强加给她什么事。她也来自她所谓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短语，就马上把它加入我的词汇库），她的父母也是早就离婚，她也没有上过大学，另外还是跟我一样，她做一份白领的工作来谋生，在一家商业公司做秘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她坚持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会有足够的时间劝她别去那样想。

从一开始，而且是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除了去上班，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一起。那也许不是爱情，但我们当时也不会被说服，因为我们一再告诉对方也告诉自己那是爱情。如果说我们经常吵架，电影则一次次证明了爱情就是那样。我们无法躲开对方，不过我想过了一阵子，我们都开始怀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谁都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见见我的妈妈，我知道那样做就错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绝办法。不出所料，我妈妈不喜欢她。“嗯，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亲爱的。”她后来说，“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她很漂亮。”

后来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个跟她同住一幢楼的让人讨厌的中年男人时，说“他在艺术的外围有很多年了，张口闭口都是艺术，以至于他开始期望自己拥有那种特权，即成为从来不从事艺术工作的艺术家。我是说他是个艺术游民，就像你妈妈那样。”

“艺术游民？”

“嗯，你知道，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未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你难道不觉得那样讨人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出于早已有之的忠诚，我努力为我妈妈辩护，说她不是艺术游民，可是辩护得缺乏说服力、蹩脚、言过其实，要不是我们想法换了话题，可能又会吵起架来。

有几天早上，我天亮后才回家，几乎没时间换件干净衬衫去上班，我妈妈会用一种悲剧性的注视来迎接我，有一两次她说——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当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吗。”那年晚些时候的一个夜晚，她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称艾琳是“你的那个下贱的爱尔兰荡妇”。可那并不是真的很糟糕，因为能让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关上门，让她纳闷我还回不回来。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们走霉运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我在医院养病时，有次我妈和艾琳——那次之前，她们都巧妙地避免碰头——发现两个人乘同一部电梯，在下午探视时间一起进了病房，她们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铁架床旁一人一边，隔着我胸口迟迟疑疑地交谈，而我的头放在枕头上。她们的脸长得极不相同，我看了这张看那张，老的和年轻人的，尽量为两张脸送上合适的表情。

后来艾琳把我的病号服扯开一边，往里面瞅了一眼，开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肤色可真好。”她说，她说话带着悦耳的假颤音。

“嗯，是啊，我一直这样觉得。”我妈妈平静地说。

“不过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艾琳说，“最棒的是他浑身上下，都是同一种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