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5/7页)
等到2005年4月,阿嬷就要满72岁了。在那几周前,我在一家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的等候室里等着汽车技师给我的车更换机油,然后掏出自己买的手机给阿嬷打了一个电话。阿嬷在电话里和我讲了她帮忙照看琳赛家孩子的事。“梅根实在太可爱了,”她跟我说,“我让她把屎屙到马桶里,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就一遍一遍地说‘屎屙到马桶里,屎屙到马桶里’。我告诉她别再那么说了,否则我可就麻烦了,但她还是不停下来。”我听到这儿笑了起来,然后告诉阿嬷我爱她,并说这个月的300美元支票已经在路上了。“J.D.,谢谢你的帮助。我为你感到自豪,我爱你。”
两天后的星期天早上,我被姐姐的一个电话叫醒,她告诉我阿嬷的肺萎缩了,现在正昏迷着躺在医院里,并让我尽快回家。两个小时后,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我还带上了我蓝色的制服,以备万一会在葬礼上穿。在路上,我被一位西弗吉尼亚州的警察拦住靠边停车,因为我在77号州际公路上把车开到了94英里每小时。他问我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当我解释后,他又告诉我在进入俄亥俄州境内之前的70英里路上再没有车速监视区了,在这段路上我可以想开多快就开多快。那位警察只给我开了一张警告单,我对他感激不尽,然后就一路102英里每小时开到了州境线。最后,整个13小时的车程我只用了不到11个小时。
当天夜里十一点,当我赶到米德尔敦地区医院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围绕在阿嬷的床头。阿嬷还在昏迷当中,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她的肺已经膨胀了起来,但之前造成她肺萎缩的感染却没有任何因为治疗而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我们,如果阿嬷感染没好转的话,如果把阿嬷唤醒——前提还得是能唤醒她——那对她将是一种折磨。
我们一连等了好几天,一直期待着阿嬷的感染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好转的迹象。但事实的迹象却恰恰相反:她血液里白细胞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其他身体器官看起来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的医生对我们解释道,离开了呼吸机和喂食管,阿嬷生存下来的概率实际为零。我们一家人商讨了一番,并决定,如果再过一天阿嬷的白细胞数量继续增加的话,我们就把维持阿嬷生命的设备拔掉。从法律上来说,这完全是要让莉姨做出的决定。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莉姨满脸泪水地问我是不是觉得她正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时至今日,我仍然深信当时她——还有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恐怕没有百分百的定论。如果当时我们家有个家庭医生就好了。
阿嬷的医生告诉我们,呼吸机撤掉后的15分钟内,至多一个小时,阿嬷就会死去。但是,阿嬷坚持了整整三个小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当时每个人都在场——吉米舅舅、母亲和莉姨;琳赛、凯文还有我——我们围在她床前,轮流在她的耳边说话,希望她能听到。当阿嬷的心率开始下降时,我们知道阿嬷的那一刻将要来临了,我打开一本“基甸圣经”(Gideon’s Bible)[2],随便翻开一页便读了起来。那是《哥林多前书》(First Corinthians)第13章第12节:“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局部的,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样。”几分钟后,阿嬷就去世了。
当阿嬷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哭,那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也没有。莉姨和琳赛为我感到沮丧,然后就开始担心起来:你这人太坚强了,他们说。你应该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悲伤发泄出来,否则你身体会垮掉的。
我确确实实在悲伤,不过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大家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我想以坚强的面貌示人。我们都知道当初阿公去世后母亲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但现在阿嬷的去世又带来了新的压力:现在到了清算阿嬷财产的时候了,得算算阿嬷欠下的账,还要处置她的房产,并把剩余的东西分配掉。这是吉米舅舅人生当中第一次意识到我母亲对阿嬷的财务状况造成的影响——戒瘾治疗的费用,还有那些从来没还上的数不清的“借款”。为此,直到今天,吉米舅舅还不肯与母亲说话。
对于我们这些早已见惯阿嬷的慷慨大方的人来说,她的经济状况并没能让我们吃惊。虽然阿公辛勤工作节俭持家长达40余年之久,但是他和阿嬷所留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俩50年前买的那座房子。而且,阿嬷欠下的账足以抵消掉那座房子资产净值的大部。幸运的是,当时是2005年——正是房地产泡沫的鼎盛时期,如果阿嬷是在2008年去世的话,她那座房子大概只好破产了。
在遗嘱里,阿嬷将剩下的财产平均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不过有个大家始料未及的地方:母亲那一份被平均分给了我和琳赛。这无疑更加重了母亲本来就已经激动的情绪。当时我实在是忙于处理阿嬷去世后的财务问题,以及与好几个月没见的亲戚们在一起,而没有意识到母亲又在缓慢陷入当年阿公死后那样的境地。但是,当一辆货车向你迎面驶来时,你早晚会注意到。所以我很快就发现了母亲的问题。
和阿公一样,阿嬷也想死后在米德尔敦举办一场遗体告别仪式,让她在俄亥俄州的朋友们可以过来悼念。和阿公一样,她还想在杰克逊的家乡举办第二次遗体告别仪式以及自己的葬礼。在阿嬷的葬礼过后,载着她灵柩的车队出发驶向一个叫凯克的地方。那里离阿嬷出生的地方不远,是我们家族的墓地。在我们全家人心目当中,凯克的地位甚至比阿嬷出生的地方还要高。阿嬷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深爱的布兰顿阿嬷——就埋葬在凯克,而布兰顿阿嬷的妹妹——将近90岁的邦妮太姥姥——在那块儿地上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木屋。
从那个小木屋往山上走一小段路就能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土地,那底下长眠着阿公、布兰顿阿嬷等许多亲人,有些还是生于19世纪的。我们的车队就是要开向那里,穿过狭窄的山间小路,把阿嬷送到那些在她之前去世的亲人身边。
我大概随送葬的车队走过这段路五六次了,每次的路上都能被路上的风景勾起对快乐时光的回忆。在那段20分钟车程的路上,人们难免会在车里提起关于刚刚去世的亲人的故事,每一个都有个这样的开头:“你记得那次……吗?”但是在阿嬷的葬礼过后,我们在那条路上并没谈及关于阿嬷、阿公、大卫舅姥爷和红树莓舅姥爷的美好回忆,我们也没提起那次大卫舅姥爷开车从山路上掉了下去,翻滚了100来米后从车里钻出来时却毫发无损。因为琳赛和我都不得不听着母亲一直对我们说我们伤心得太过了,而且我们对阿嬷的爱也太过了,还说母亲才更有理由伤心,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我的母亲,不是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