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2/3页）

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但也不是难得让人没法活了。我有时会想校方终会发现他们看错了我，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真诚道歉并让我回米德尔敦。但有时也会想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毕竟这里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而我并不很符合资格。事实上，虽然学校里确实有罕见的天才，但大多数同学虽然聪明却也不是奇才，因此在课堂讨论和考试的时候，我基本都能应付过来。

当然并不是事事顺心。我一直自认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有一次我把一篇草率写就的作文交给一位以苛刻著称的教授，他写了一些严厉批评的话返还给我。“太差了。”他在其中一页潦草地写道。另一页，他圈出了一大段，在页边写到，“一堆糟粕一样的句子拼凑成一段话，真令人作呕。改。”我听小道消息说这位教授认为耶鲁应该只录取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利斯顿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们不是去纠正错误的，这里有太多小孩需要被纠正了。”听了这番话，我下决心要改变他的想法。学期末，他给我的作文的评价是“优异”，并承认他对州立大学的看法可能错了。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深得教授喜爱，成绩很棒，暑假要去梦想的岗位上实习——给一名在任参议员的首席法律顾问当助理。

耶鲁虽然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在我脑海中种下了怀疑自己归属何处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在故乡，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自己家，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整个家族，我是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2010年8月我来到耶鲁的时候，耶鲁法学院已经培养了最近上任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两位，6位最近的总统中的两位，更不用说在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耶鲁的社交仪式有不寻常之处：鸡尾酒招待会和宴会既是业界交流也是个人交友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帮人是我老家的人轻蔑地称为“精英”的群体中的新晋成员，从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来耶鲁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鲁我有了这种感受。

一个原因是社会阶级方面的。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来自上中产阶级或更高，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显然，我既不是上中产阶级，也不富有。耶鲁法学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自穷人家庭，虽然从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学校看重多元化，但几乎每个人，黑人、白人，还有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们都家庭完整、衣食无忧。

第一学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参加完酒会想去一家鸡肉料理店吃点东西。我们这一大帮人吃完后留下一片狼藉：脏盘子一堆，鸡骨头乱丢，沙拉酱和汽水溅得桌上到处都是。我不忍把这一团乌糟扔给某个可怜的服务生去清理，于是留下来收拾。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帮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贾米尔（Jamil），他也来自穷人家庭。后来，我告诉贾米尔，我们也许是学校里唯一不得不给别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点了点头，默认了。

当时，尽管我的经历很独特，我也从没觉得自己在米德尔敦是外人。大多数人的父母从没上过大学。我最好的朋友们都经历过家庭矛盾——离婚、再婚、分居、父亲坐牢等。少数父母是律师、工程师或教师，他们是阿嬷所谓的“有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富到我会觉得他们和我们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仍然是我的邻里，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和我同一所高中，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其他人也会做的。我从未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即使在我的一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朋友家中也没觉得融不进去。

但在耶鲁法学院，我感觉像是乘坐飞船坠落在奥茲国[2]（Oz）。通常人们认为一个由外科医生母亲和工程师父亲组成的家庭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家庭年收入是16万美元。在米德尔敦，这简直多得算不清楚了，但在耶鲁法学院，学生期望毕业第一年就拿到这么多薪水，而且很多人还担心不够花的。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钱，更重要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耶鲁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别人对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教授和同学似乎对我所认为的无聊往事饶有兴趣，什么我去了一所平庸的公立高中，我父母没上过大学，我在俄亥俄州长大之类的。这些事儿也都发生在我过去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但在耶鲁，没人经历过这些。甚至在俄亥俄见怪不怪的海军陆战队服役经历对很多耶鲁的朋友来说也非常新鲜，他们从没和参加过美国最近的几场战争的老兵相处过。所以说，我在耶鲁很特殊。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儿。第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陶醉在自己是这所精英法学院唯一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海军陆战队大兵这个事实里。但随着那些点头之交成了好朋友，我就为没跟他们如实谈自己的过去而有点不好意思。“我母亲是个护士。”我告诉他们。当然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法定父亲——他的名字印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除了我米德尔敦的最好的朋友，那些我让他们帮忙看看法学院入学申请短文的好朋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了我的生活。在耶鲁，我决定改变这一点。

我不确定是什么驱使我做出改变。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不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了：我父母的过失不是我的错，所以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说，我担心没有人会了解我外祖父母在我人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最好的朋友中也没几个知道，如果没有阿嬷和阿公，我的生活该有多么绝望。所以也许我只是想颂扬那些值得颂扬的人。

还有别的原因。当我意识到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多么不一样，我渐渐理解了我和我老家的人有多么相似。最重要的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近来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矛盾。开学后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个离莉姨家不远处的加油站加油。离我最近的加油泵那的一位女士和我聊了起来，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耶鲁的T恤。“你上过耶鲁大学？”我问。“没有，”她回答道，“我侄子在那读书。你也是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简直是在显摆，她侄子去上耶鲁，命真好，而我却仍然无法适应说自己已经是个名牌大学学生了。听了她的话，我必须做出回应，是说自己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呢，还是个外祖父母是乡巴佬的米德尔敦穷孩子。如果说了前者，那我就可以跟她互相客套一番，谈谈纽黑文的美景；如果说了后者，那么我们之间就相当于隔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她是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在她的鸡尾酒派对和那些阔气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们死守着自己的枪和宗教。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我勉强回了一句：“不，我没上耶鲁，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后我就开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