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第2/4页）

我母亲下葬那会儿，当我们家属亲自掩埋，也就是说用两根绳子把骨灰罐慢慢降入墓穴中时，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触，感触是后来才涌现的。我们把泥土抛到骨灰罐上，那一刻我只是想，我妈那么爱干净，一辈子都不屈不挠地与肮脏战斗，现在还是败给了泥土。我只是想到这个。但在这个电影中的葬礼上，我的心情很沉重，就像胸腔里有个冰块正在融化，这正是我害怕的，因为这团冰化成的水会在我的灵魂中引发水灾。我愿意继续做冰山，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白色、可爱的一角，人人都能看见；但我那些巨大而黑暗的部分却隐藏在下面，既坚硬又危险。我害怕朋友们不够小心与我相撞，那他们就玩完了。我总是躲在边儿上。

看着墓穴中的空棺，我在心中为大家致哀，我们或多或少都离这种下场不远了，弗里茨会把记着我们酒账的啤酒杯垫[18]扔进我们的坟墓。

参加完电影中的葬礼后，我们这拨穿得稀奇古怪的人衣服都没有换，就赶去参加弗里茨和赫拉的婚礼了。第一次看到两个人不是在爱情开始的时候结婚，而是在爱情结束以后，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觉得这样做是诚实、符合逻辑以及公平的。爱情并非安全的长椅，而婚姻则会为赫拉和拉蒙娜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就连弗里茨都说：“我为什么不该娶她呢，就因为她现在把我赶出来了？”念到“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赫拉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已经和离婚的状态差不多了。”

婚礼后在酒馆里喝喜酒时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赫拉和弗里茨在那天甚至都没有拌嘴。

可今天，在鲍里斯输球并告别网坛的这个晚上，弗里茨却气不打一处来。他有了个新女朋友，想跟她一起去看电影，是一部罗伯特·德尼罗演的片子。按照排班表赫拉应该接替他上晚班，她却没有出现。“她说她不想冒傻气，”弗里茨气愤地把我们的啤酒和白酒重重地撂在桌上，“在我跟那个娘儿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到这儿来上班。突然就吃上醋了。这回可不能便宜了她，2000年降临的前夜我要让她来上班，让她跑堂，整宿都让她跟你们这些白痴泡在一起。”

“2000年降临的前夜，”塔伊丰说，“那就是一个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晚上，我们根本不想知道它到了，你记住了！12月31日我想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喝我的小酒，和往常一样。要是‘千禧年’这个字眼儿哪怕出现一次，我就砸碎你的酒馆。”“你不会这么做的，”弗里茨怏怏地说，“要不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安卡拉的。”

“千禧年，”文策尔呻吟道，“我只要听到这个字眼儿就已经受不了了。又是这么一个日子，届时会提出所有最后通牒式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动物有灵魂吗？植物有感觉吗？我们新年前夜还是干脆逃离这里吧，那我们就不必听这些老生常谈了。”

接着大家就讨论起2000年来临前那个夜晚我们可以做什么。杨尼刚看完电影《远景俱乐部》，两眼哭得跟桃似的，从此愿意与康培·瑟冈多共度余生，她说：“咱们就去古巴吧，去那里庆祝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趁着菲德尔和古巴还在。”

“我去古巴？这可恰恰是我不想做的。”文策尔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那儿的人坐牢的时间超过世界任何地方的人，菲德尔的同志们蹲班房的时间比曼德拉还长。”

“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去的。为了伸张人权，你可以再次让人每天把你绑在任何一座公共建筑物上一小时。”塔伊丰建议道。在希腊军事独裁时期，文策尔作为学生就曾出于抗议这么干过，男厕所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当年相关报道的剪报，装在镜框里，已经泛黄了。下面是一条涂鸦：工人做工，诗人作诗，老板捞钱。

“为了世界正义再次让人把我绑起来，”文策尔一边仰脖喝着格拉帕一边说，“这个主意不错，我可以这么干。天好的时候去沙滩晒太阳，下雨时去让人绑，完全可以绑它两三个小时。一言为定，去古巴算我一个。”

我也刚看完《远景俱乐部》，也哭得稀里哗啦，被那些能演奏这么美妙的音乐的老人所感动，希望自己也能活到九十二岁——但愿能比我那长眠在685马克骨灰罐里的老妈运气好些，我渐渐充满幸福地走出了电影院。幸福的感觉仍在持续，我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这些朋友中我感到平静祥和。

我们这些人都四五十岁左右，男的都依旧或重新留着编成发辫的长发，女的全不为了美貌而去用什么防皱霜。1968年虽然已成历史，但还没有遥远得让我们不再忆起。我们之中从未有人想要看《世界报周末版》或是订阅《法兰克福汇报》，我们始终知道敌人在哪儿，我们希望典型的自由民主党的选民们会越来越老、越来越痴呆，直到有一天全部死绝。“不许他们有接班人。”胡博蒂总说。可是星期五晚上，常有一些年轻的、衣冠楚楚的证交所的小伙子们出现，他们多是开着红色的跑车从周围的城市来我们这儿，我们这个酒馆在他们眼里就像是远古恐龙的群落生境，看到我们他们常常会惊奇，若是听到汤姆·威茨的歌曲，他们会叫道：“这是什么蹩脚音乐啊？”每到这时，我们就不那么有把握，这些人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子。1968年我们曾大声呼吁：不要给任何人权力！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没有权力。

卡尔，我们的左派百万富翁，不屑地说：“只要一看见这类人就让我恶心。他们早上去上班的路上还要顺便去一趟多米娜那儿，好让多米娜往他们的阴囊上扎针；然后他们再乘电梯前往第二十层，好敲定铜的价格。”[19]

不久前卡尔刚刚跟警察闹过摩擦，他说，就是跟那些当年在瓦克尔斯多尔夫对咱们大打出手的雷子一样的警察，现在有这么一位警察给他打了个电话，因为有人在他家外墙上写了库尔德标语。

“您是房主吗？”警察问，卡尔说是，然后警察说：“那就请您报个案吧，针对不知名者就行，然后我们就可以因财产损失而立案侦查。我们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寻找写涂鸦标语的人。”

“涂鸦？”卡尔吼道，“我没听错吧！我该不该因为——你们管这叫什么来着？——污蔑举报您呢？您太放肆了，这房子是我的，您懂不懂？我的库尔德朋友把他们的合理要求写在我的墙上，为此我感到骄傲。少拿你们那套向警方告发的烂事来烦我，我不想掺和。”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我们大家都为卡尔感到骄傲，他让雷子们看到，今天的百万富翁与昨日的百万富翁已不可同日而语，哪怕他们如今会花更多的钱去买卡尔文·克莱恩内衣，而不是像从前的有钱人那样给尼加拉瓜的武装游击队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