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鲍勃·迪伦和我（第2/5页）

“小白脸，”卡尔满意了，“无聊的家伙。你得庆幸摆脱了他。汤姆是个好小伙子，他不会那么市侩。咱们俩多少总会影响他一点儿的。”

我们不由得开怀大笑，并频频碰杯。

“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关于玛琳娜离我而去这件事，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我想打断他的话，可他抬起了一只手。“等会儿，”他说，“让我解释清楚。其实我对付得了她的出走。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的是，我当初怎么那么蠢呢。我其实应该能发现，早就应该能觉察到。”

“你指的是她跟那个编辑的事？”我问。

“不是，”他说，“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不幸福。我真是个白痴。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我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什么？”

我反驳他。“卡尔，”我说，“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你不能对玛琳娜这么反复无常，说过多少遍？”

“是，是，”他说，“这事已经过去了，只要她和那个文化傻帽儿在一起幸福就行。”他抿了一口啤酒，看着我说：“我也老冲你嚷嚷，可你并没有总是生气。”

“这是两码事。”我说。

卡尔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咱们俩在寻找另一半时都运气不佳，不是吗？”他笑，而我却想到了布洛克。

就在两个星期前布洛克把门砰的一摔，说：“你别蹬鼻子上脸，伊雷妮！”

从此布洛克就带着他的书箱子和他那个便携式打字机消失了，而我又一个人呆坐在这个又大又暗的房子里，里面的花草在枯萎，我也一样。我与汤姆相依为命，汤姆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布洛克，我们在厨房里吵架，他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妈妈，跟这么个连电脑都不会用的人在一起能干什么？”他常常如此无可奈何地说。看着布洛克的那个便携式打字机就像是看几百年前的化石。

起初我还盼着他来个电话，等着他的信，我还想，有可能会在我们常去的小酒馆里碰上他，然后我会说：“喂，布洛克！”他就会说：“啊，你也在这儿，伊雷妮。”接下来我们就会漫无边际地聊一会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布洛克消失了，杳无音讯，这时候卡尔却调侃道：“可能也和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文化频道的一位女编辑去了马提尼克岛？也许在那儿有个爱巢？”

我们离开了墨西哥酒吧。天开始下雨。在夏夜微凉的细雨中，我们并排蹬着自行车。当我们路过一家崭新的后现代风格的锃光瓦亮的饭店时，卡尔冲着那自动玻璃门骑了过去。玻璃门无声地滑开，让这辆黑色的脏兮兮的荷兰自行车驶了进去。他按着车铃，打着招呼，在大厅里绕着那些皮沙发骑了一圈，一些胆小的日本商人吓得跳了起来，他们嘴里叽里呱啦，手足无措。接待处骚动了，大堂主管跑出来，从眼镜片的上方盯着卡尔，无言以对。这时候卡尔已经把车骑回到了入口处，在浅棕色的地毡上留下了条深深的湿泥印子，骑出大门。我们继续前行，后面传来大堂主管马后炮的斥责声。卡尔来了一个大撒把，高举着双臂喊道：“嗨。真爽！”

他盯着我说：“最近我有时候常梦见暴力场面，那么就得转移发泄出来，至少整点儿刚才那样的恶作剧。”

到家我就看见了鲁珀特来的电报。我和鲁珀特一起生活过四年，是在布洛克之前。总的来说过得不错，后来鲁珀特有了新欢，结了婚，搬了出去。我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电报上写着：星期六我在城里，很想见你，鲁珀特。

这是星期五夜里。我的脑袋特别沉，龙舌兰酒和科罗纳啤酒喝多了，我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看见的实在无法让我满意：湿湿的头发，疲惫的双眼，破旧的皮夹克紧巴巴的，接缝的地方都破了。可我真舍不得扔了它。要是汤姆愿意穿也好呀，可他看见皮夹克就恶心。他只穿印着反对毒品的T恤，阿迪达斯夹克，反戴一顶棒球帽。我爱汤姆，可还是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偏偏是我，得养这么个后颈刮得精光的儿子。他看上去太乖了！娜塔莎的儿子编着一头的辫子，在一个雷鬼乐队里打小鼓，把女朋友们轻松地带回家过夜。相反，汤姆藏着躲着，不想让我看见他的乌尔丽克，因为他对我和我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乌尔丽克的父亲是牙医，她穿的是名牌牛仔裤，和汤姆一起打网球——更多的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他们还是两小无猜，将来有一天大概会结婚，然后汤姆就会接手他岳父的牙科诊所。

我的房间看上去很糟糕。自从布洛克走了，我就没再收拾过：垃圾、旧报纸、成堆的空瓶子。我没有打扫过，也没开过窗户，就洗用得着的几个盘子和杯子。所有的烟灰缸都满了，床灰不溜秋，也没整理过，阳台上的植物又一次枯死。这房子和我一样，状态不佳。我得做决定：要么任其如此下去，只想与世隔绝；要么振作起来，再尝试，（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让我的生活有点意义。

我吹干了头发，等头发全干了，我到底还是去洗了淋浴，让热水从头冲到脚，冲了足足有一刻钟。我暖和了，放松了，觉得舒服多了。泪水和洗澡水一起从脸上往下流，我期待着那个瞬间，那时我会把水调得冰凉，到那个时候我就搞定了。

这一刻来得艰难痛苦，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可是我的皮肤绷紧了，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我擦干了身体，找了件舒服衣裳穿上，然后打开了窗户。雨忧伤地唰唰下着，就像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想着老去的光景，对他而言这时候的雨，“还不是音乐，却也不再是噪音了”。

汤姆去参加他们学校组织的郊游了。就我一个人在家，这几个小时真是太棒了。我开了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尽管现在播放的尽是些片段，柔情古典乐，只放第二乐章，只要不是警醒的或是令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我就想要这么一点点儿，甚至是莫扎特那可怜的黑管音乐会里的第二乐章，直到它被电影滥用了之后，世界才知道了它——罗伯特·雷德福让梅丽尔·斯特里普，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在《走出非洲》的电影中听着这支曲子洗头发，在大草原上。

我又擦又扫，把干枯了的花还有旧报纸扔掉，把空瓶子送到地下室，把衣服用衣架挂起来或是装进衣袋准备送洗衣店。我一边把我的床收拾得整整齐齐，一边想：等着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扯下旧床单，换上新的。我把厨房和浴室里的水池连洗带抛光，还一边跟着哼唱那个愚蠢的咏叹调：“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心里还挺高兴，我的状况就是如此。因为我可不愿意老妈会看着我说：“伊雷妮，伊雷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