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劳斯(第5/6页)
毫无疑问,贝多芬的信念时时启发、激励并指引施特劳斯自己的信念。你可以在该曲第一部分的降E大调调性里感觉到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和《欢乐颂》的难以言状的影子,最后一部分也更加雄辩地使人想起贝多芬的某些艺术歌曲。然而这两位作曲家的英雄是很不相同的:贝多芬的英雄更古典、更具造反性;施特劳斯的英雄则更关注外部世界和自己的敌人,他的胜利的取得要付出更大的艰辛,他的凯旋结局更狂野。如果说那位好心的奥里比舍夫(Oulibicheff)宣称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一段不和谐音里看见了焚烧莫斯科的大火的话,那末他在《英雄的生涯》里又会见到什么呢?是一座座城镇的焚烧场面,是血雨腥风的战场!此外这里还有在贝多芬音乐里从来听不到的尖刻的蔑视和调皮的讪笑。事实上,在施特劳斯的这首曲子中几乎没有仁慈善良可言!它是部描写充满了鄙视的英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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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衡量施特劳斯的音乐,首先就会注意到他的风格极为多样。北欧和南欧的风格交织在一起;旋律中充满阳光的温暖。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已有意大利的味道;但在这位尼采信徒的作品中,意大利韵味更浓郁得多。乐句常常意大利化,和声也不囿于德国。施特劳斯音乐的最大魅力之一也许就在于我们能在德国复调音乐的阴云中发现几线罅隙,并透过它们见到意大利灿烂的海岸线及岸上欢歌笑语的舞蹈者。这还不仅仅是一种模糊的类比。我们甚至在施特劳斯最优秀的作品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英雄的生涯》里,也能轻易地找到明白无误的法国和意大利回忆门德尔松,古诺,瓦格纳,罗西尼和马斯卡尼令人奇怪地在里头一炉同冶。但把这些作品从整体来看,可发现这些迥异的成分并不牵强和突兀,因为它们已给融汇贯通在作曲家的想像中了,并受到很好的控制。
他的乐队也是相当混杂的,不像瓦格纳的“马其顿方阵”(指演奏瓦格纳音乐的乐团)那样是结实而密集的一大块,而是一个个地单挑出来,并且尽量彼此分隔。每一小块都瞄准一个独立的目标,并各自尽情发挥,用不着过分考虑别的部分。有时候它给人的感觉就像读柏辽兹的总谱那样,觉得这样的音乐演奏起来一定不会连贯,总体效果会给削弱。但不知怎的,最终效果却总是令人很满意。正像施特劳斯指挥完《英雄的生涯》后微笑着问我那样:“听起来不是很好么?”〔3〕
然而,施特劳斯的任性无常和想像力混乱(这些是一切理性的大敌)在他作品的题材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交响诗试图轮流——甚至同时——表现文学原著、画面、事件、哲学理念和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在唐·吉诃德或蒂尔·艾伦施皮格尔的冒险中有什么统一协调可言呢?可统一、协调却就在里面,不是在题材里,而是在处理题材的大脑里。这些文学生活多样的描写性交响诗幸亏得到各自音乐生活的维护;后者较之前者要有条理和统一得多。施特劳斯本性中诗人那面的任性多变受到他音乐家那面的有效遏制。反复无常的蒂尔“根据古老的回旋曲式”娱乐玩耍;迂腐的唐·吉诃德也用“根据一个骑士主题的十首变奏、外加引子和终曲”的方式行侠。极端文学化和描写性的施特劳斯音乐正是以这种方式十分有别于其他同类音乐家的;其区别就在于他的音乐织体非常牢固而统一,让人感觉他是位真正的音乐家——一位汲取古典大师营养长大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古典作曲家。
因此,尽管他的音乐中有许多不守规矩难以驾驭和自相矛盾的因素,但贯穿其中的却始终是强大的统一。我觉得这是作曲家本质的反映。这种统一同他的感觉无关,而是他所希望的东西。相对他的情感而言,他更关心他的意志;这种意志不那么热烈,常常还不带任何个人性格。他的亢奋不安似乎来自舒曼,宗教虔诚来自门德尔松,贪图酒色源于古诺和意大利大师,激情源于瓦格纳。但他的意志却是英雄般的,统治一切的,充满向往的,并强大到至高无上的地步。所以理查·施特劳斯才这么崇高,并到目前为止还独一无二。人们在他身上感到一股力量,这力量能支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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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英雄的这一面,施特劳斯才可以被视为是贝多芬和瓦格纳某些思想的继承者。正是英雄的这一面才把他造就成一名诗人——也许是当今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德国也在他和他的英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现在我们就来审视一下这位英雄。
施特劳斯是位理想主义者,他无限信仰精神力量和艺术的解放功能。他的理想主义最初是宗教性质的,表现在如《死亡与净化》这样的作品里,并且温柔、怜悯得像个女人,还充满了青春的幻想,如在《贡特拉姆》里。接着,随着世俗的卑下毫无改变及遇到重重困难这位理想主义者变得烦恼和愤怒起来。他的鄙视加剧了,变得爱讽刺挖苦人(如《蒂尔·艾伦施皮格尔》)。最后,经过多年的内心冲突,这位理想主义者感到越来越痛苦,终于狂怒并演变成傲视一切的英雄主义。施特劳斯的大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像鞭子一样抽在我们身上,像蜇刺一样刺痛着我们!而他的意志又在《英雄的生涯》里割痛和挫伤着我们!现在他总算用胜利证明了他的力量,他的高傲升到了极限;他欣喜若狂,反而看不见自己的崇高理想境界已经变成了事实。但是被他的音乐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德国人民看到了这一点。今天的德国已萌发了病态的种子,一种民族自豪和自信的狂热到处蔓延,藐视其他民族的浪潮使人想起十七世纪的法国。“德国拥有全世界”——柏林的商店橱窗里贴着的标语这样平静地宣布。然而,人到了这一步,脑子就会不清醒。天才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疯。但贝多芬的疯狂是集中在他自身的,他胡思乱想是为了自娱。而当今德国许多艺术家的天才则是一种侵略扩张的东西,具有带毁灭性敌视他人的特点。这位“拥有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花了眼昏了头。他生来就是要统治一个内部世界的。而他被召唤去统治的那个斑斓的外部世界却把他晃得不知所措;于是,他像凯撒大帝那样走迷了路。德国在找到尼采的声音时还几乎谈不上是个世界帝国。现在她总算有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宏大音乐。
这一切狂热要走向何方?这种英雄主义向往着什么?这种冷峻而严酷的意志力一旦达到目的——甚至还没达到目的——就会衰弱下来的。它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胜利。它蔑视自己的胜利,不信任它,很快会厌倦它。正如尼采所说:“德意志精神不久前还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治理欧洲的力量,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放弃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