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第5/9页）

因为我喜欢这么做。我想让他们喜欢我。但这并非是靠马克思连接在一起的亲近感使然。

我私底下享受着这种非法的状态，甚至觉得身心愉悦。世上的合法之物，反而让人害怕（而且能预感到某种不知深浅的强烈的东西），其机关复杂难解，在那没有窗户、寒冷彻骨的房间里，我可是一刻也坐不住。我宁愿纵身跳入户外那非法的海洋，畅游其间一直到死。我觉得这样反倒轻松。

有个词叫“苟活于世之人”，是用来指那些这个世界凄惨的失败者或背德者的。但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苟活于世之人”，每每碰到被人戳着脸说成“苟活于世”的人，总会生出温柔的心肠。我的这副“温柔的心肠”，有时甚至连我都陶醉其间。

还有个词，叫“罪犯意识”。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此种意识折磨、深受其苦，但我仍视其为我的糟糠之妻一般的好伴侣。我们两人总是孤独而寂寞地嬉戏，这恐怕也是我活着的姿态之一。对了，俗话说“大腿的伤疤，心中有鬼”。这种难言之隐从我还在襁褓之中就自然而然地长在了我的一条大腿上，长久以来不见愈合，且有恶化的趋势，眼看着就要发展到骨髓里了。虽然我每夜经历的痛苦犹如千变万化的地狱（这么说确实奇怪），但那伤疤反倒比血肉更与自己亲近。伤疤的疼痛在我看来就像是伤疤活生生的感情，抑或是爱情的低语。对我这样一个男人来说，那个地下运动组织的氛围着实让人安心，待着舒服。我觉得不是运动本来的目的，而是运动的氛围和感觉与自己不谋而合。

再说堀木，他自打把我介绍到那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集会活动。他光会冷嘲热讽，说些拙劣的冠冕之词，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需要观察消费云云。恐怕，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千人千面吧。既有像堀木那样，在虚荣的好奇心的驱使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那样，仅仅是被其非法的氛围所吸引而参与其中的人。要是我和堀木的真实想法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奉者一眼识破，定会被劈头盖脸地冠上“卑鄙的背叛者”的称号，刻不容缓地驱逐出境吧。但我和堀木并没有遭受除名的处分。尤其是我，与在合法的绅士的世界相比，我在那个非法的世界更加如鱼得水，反倒能“健康”地我行我素。他们把我当成是前途光明的“同志”，总是神秘兮兮地托我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好笑得常让我忍不住喷笑出来。我从未拒绝过他们的请求，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别看我办事说话生硬不圆滑，可被狗（这是同志对警察的称呼）盯上接受审问的时候，一次也没搞砸过。总之，他们布置给我的所谓“危险的”工作（地下运动的那帮人，总是小题大做，碰到什么事都很紧张，还学着侦探小说里的样子提高警惕。他们每次交代我的工作，其实都是些让人大跌眼镜的琐事，但他们总是尽力让这份工作显得危险重重），我都能正确无误地完成。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平静，好像自己是个党员，就算被逮住，一辈子在监狱度过都在所不惜。我害怕人世中的“真实生活”，我甚至觉得，与其在夜夜难眠的地狱中呻吟，不如干脆在牢狱中终了一生更为轻松。

父亲因为外出办事或接待来客，即使同住在樱木町的别墅，也常常三四天跟我碰不到一面。但我就是天生害怕父亲，在他跟前总觉得局促难安，便萌生了离开这里、自己租房子生活的念头。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就在这时，我从别墅的看门大爷那里听说，父亲好像要卖掉这所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马上就要到了，可他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好像并没有参加选举的打算。况且，他还在老家建了一座养老送终的房子，看样子是对东京没有丝毫的留恋。我不过是高等学校的一介学生，父亲肯定也觉得特意为了我而留下这所宅子和仆人有些浪费。总之，别墅很快就脱手给了别人，我也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住进一个叫游仙馆的古旧公寓的阴森森的小屋。很快，我的钱就用光了。

以前，我每月都会从父亲那里领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虽说两三天就花没了，可家里总不差香烟、酒、奶酪和水果等东西。书、学习用具或衣服等物品，亦可随时在附近的店里赊购。请堀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也无所谓，反正只要去父亲常常捧场的镇上的店铺，哪怕不哼不哈地出门也没人管。

一切突然变了，我一个人搬到公寓过起了单身生活，还必须用每个月的零花钱应付一切开支，这让我顿时慌了手脚。零花钱照例还是两三天就没了。我吓坏了，张皇失措得六神无主，于是给父亲、兄长和大姐分别连续发了数封电报和信要钱（我在信上写的事情，全都是插科打诨的虚构。我以为求人的时候，先取悦对方才是上策），还在堀木的教唆下三天两头光顾当铺。但好景不长，钱还是不够花。

我根本就没有独自在人生地不熟的公寓“生活”的能力。我害怕一个人待在公寓的小屋里，总觉得马上会被别人偷袭，便飞也似的奔到街上，或是协助地下运动，或是跟堀木一起喝些廉价的酒。反正学业和画画是几乎荒废了。考入高等学校的第二年的十一月，我跟一位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从此，我的境遇便一落千丈。

以前，学校我不去上，课程我也不好好学，但奇怪的是我就是对考试的答案游刃有余，所以一直将老家的亲戚们骗得团团转。但现在情况有变，学校以出席天数不足为由，秘密地给我父亲发了一份报告。长兄作为父亲的代表，给我寄来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长信。但我的直接痛苦还不止于此，一是没钱，二是随着地下运动的差事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忙，不能像以前那样胡闹了。那时，我当上了中央地区还是某地区，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的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的行动队队长。听闻他们要发动武装起义，我去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把小刀很不结实，恐怕连铅笔都削不了），放进雨衣的口袋里，带着它来回奔波，进行所谓的“联络”。我多想喝得酩酊大醉后睡个香甜的觉啊，可是没钱。而且P（这是隐语，暗指党。不过也许是我记错了）接连不断地找我办事，连喘息的功夫都不得闲。我孱弱的身体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本来嘛，我是对它的非法性这一点感兴趣，才协助这个组织的，没想到弄假成真，把自己累个半死。我越发觉得讨厌，真想暗地里跟P的成员说，你们肯定是弄错了，为什么不让你们的直系成员办这些事呢？我终于逃跑了。跑是跑了，但也高兴不起来，我决定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