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第8/9页）

见我不知所措，女人也站起身来，看了我的钱包一眼。

“啊，就这么点啊。”

虽然说者无心，但听在我心却有一种渗入骨髓的痛感。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喜欢的人的声音如此痛彻。说的也是，三枚钢镚根本不算钱。这是我以前从未体味过的奇妙的屈辱，让我没脸活下去的屈辱。恐怕是因为当时的自己，还没有脱离有钱人家的少爷这一归属吧。直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有了准备一死的想法，我下定决心。

那天夜里，我们跳进了镰仓的海里。女人说腰带是跟店里的朋友借的，便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斗篷，放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与她一起跳海自尽。

那个女人死了。只有我一人得救。

因为我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再加上父亲的关系，大概是报纸觉得这件事很有新闻价值吧，因此大肆报道，闹得满城风雨。

我被送到了海边的医院，老家那边只有一个亲戚赶了过来，替我处理了各种烦杂的琐事。最后，他告诉我，全家，尤其是父亲对我大为恼火，也许从此要跟我断绝关系，然后便回去了。我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反倒十分怀念死去的常子，常常低声啜泣。说真的，在我之前认识的所有人里，恐怕最喜欢的只有那个长相穷酸的常子了。

公寓老板的女儿给我寄来一封连写了五十则短歌的长信，每一句开头都是“为我好好活”，真可笑。护士们总是说说笑笑地来我的病房玩，还有的突然就紧握住自己的双手。

那家医院发现我的左半边肺有毛病，我便以帮助自杀罪的罪名被逮到了警察局，真是天助我也。我在警察局受到了病人的待遇，被特别拘押在保护室。

一天深夜，保护室旁边的值班室那位彻夜不眠的值班老警察，轻轻推开了我房间的门。

“喂！”他冲我喊道。

“冷吧。来我那边，烤烤火吧。”他说。

我无精打采地跟着他去了值班室，坐在椅子上围着火盆烤起了火。

“很想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回答道，声音好像哭昏过去一般细。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啊。”他渐渐摆起了架子。

“你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

他像个法官似的煞有介事地问道。他欺负我是个孩子，便在百无聊赖的秋夜，把自己当成是审讯的刑警，大胆地企图引诱我道出猥琐的往事。我其实早就看透他的心思了，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对老警察的“非正式审问”，我本没有一一作答的必要，但我为了给冷清的秋夜助兴，居然顺势把他当成了审讯的警察领导，还深信不疑地认为，刑罚的轻重与这位老人息息相关。我表面上尽情展露着所谓的诚意，为了满足他那好色的好奇心，便添油加醋地“陈述”起来，直到他满意为止。

“嗯，我大体明白了。你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也会酌情考虑的。”

“多谢。拜托您了。”

我的演技简直出神入化。我激情地演绎着，虽然对自己一无是处。

天明了，我被叫到了署长办公室。正式的调查这才开始。

我推开门，刚走到署长室，便听见有人说：“哦，好男人嘛。看来，不是你的错。是把你生得这么好的你老妈的错。”

署长皮肤浅黑，很年轻，好像刚毕业的大学生。突然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半边脸上仿佛长满了红斑，成了个见不得人的丑八怪，便悲从中来。

这位很像柔道或剑道运动员的署长的审问着实简单，与老警察深夜的秘密审问简直有天壤之别。昨晚死缠烂打的“审问”太猥琐了。问完之后，署长一边书写送到检察院去的文件，一边说：“你得把身体保养好，听说你咳血了，对吧？”

那天早晨，我咳嗽得厉害，每咳嗽一下，我就用手帕遮在嘴上。手帕上留下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好像下过红色的冰雹一样。但这并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血。昨晚，我一直抠耳朵下面的那个小脓包，血是从脓包流出来的。但我没有讲明实情，因为我知道这对自己有好处。

“没错。”我低下眼，好像有什么好事似的回答。

“是否起诉，还要看检查官大人怎么判断。现在，你最好给你的保证人打个电话或拍个电报，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院去一趟。肯定有人管你吧，家长或保证人都行。”

经常到父亲位于东京的别墅去的有个叫涩田的字画古董商人，他跟我父亲是同乡，以前常替父亲跑腿。他一副短粗胖的身材，是个四十岁的单身男子。我想起来，此人是我在学校的保证人。这个男人的脸，尤其是眼神跟比目鱼极为相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这么叫他。

我借来警察局的电话簿，查了半天比目鱼家的电话，总算找到了，便打电话给他，求他到横滨的检察院走一趟。电话那头，比目鱼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口气威风凛凛的，好在他总算答应了。

“喂，快给那部电话消消毒。他咳出来的可是血呢。”

在我被带回保护室后，我听见署长大声地对底下的警察吩咐道。即便我坐在保护室，也听得一清二楚。

晌午过后，我便被细细的麻绳五花大绑起来。一位年轻的警察紧紧地拉着麻绳的一头，带着我乘上电车去了横滨。好在他们同意让我穿上斗篷遮掩一番。

但我全然没有丝毫不安，甚至怀念起了警察局的保护室和那位老警察。啊，我怎么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但当我被当成犯人绑个严严实实的时候，我反倒轻松了，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即便是书写当年回忆的现在，我仍能感觉心情愉悦。

但在那段时间令人怀念的记忆当中，唯有一段此生难以忘怀的悲惨的失败经历，叫我不胜汗颜，想起来就吓出一身冷汗。我在检察院的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的简单审讯。那位检察官四十岁左右，性格文静（如果我算美貌的话，充其量也就是淫邪的美貌罢了。而检察官才是端正的美貌，带着一种聪明而静谧的感觉），看上去慷慨而不吝啬，人品不错。我完全丧失了戒心，昏昏沉沉地叙述着前因后果。突然，我又咳了起来，我从袖口里掏出手帕，正准备捂在嘴上，忽然瞥见了上面的血迹，便心生一计：心想说不定咳嗽能帮我逃过一劫。吭、吭，我咳了两声，随后夸张地假装又咳嗽了若干下，接着用手帕遮住了嘴。我瞄了检察官一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道：“真的吗？”我顿时出了三斗冷汗。不，现在想来，都吓得瑟瑟发抖。中学时代，那个傻瓜竹一的一句“招数、招数”戳中了我的脊梁骨，让我有种瞬间跌入地狱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我此刻的心情绝对比那时还要黯淡。这两件事是我全部生涯中在演技上的惨败纪录。我有时心想，与其被检察官平静地诬蔑，还不如给我判个十年有期徒刑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