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兹路(第7/8页)


“那她们是住在房子还是公寓里呢?”

“不知道。”班尼叔叔表情严峻地说。过了一会儿,补充道:“我没找到。”

“你根本没找到她们的住处?”

他摇摇头。

“那么你就没有见到她们啦?”

“没有。”

“是不是把地址搞丢了?”

“没有。我记在这张纸上了。喏,还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纸给我们看,并且读了出来。“里德雷街1249号。”他折起来放回去。他所有的动作似乎都放慢了,郑重其事,带着遗憾的意味。

“我找不到它。没法找到那个地方。”

“可是你没买张城市地图吗?记得吗?我们说过到加油站要买多伦多地图。”

“我是这么做的。”班尼叔叔带着悲哀的、胜利的语气说,“我去了加油站问,他们说没有城市地图,只有全省地图。”

“你已经有省地图了。”

“我告诉他们说我有。想要多伦多市地图。可是他们说没有。”

“你试过别的加油站吗?”

“如果一间没有,我想其他也不会有吧。”

“你可以去商店的。”

“文具店!百货商店!你可以问加油站哪里能买到的。”

“我想与其跑遍那里找地图,不如直接到那儿问路,既然我有地址。”

“那是很冒险的,向人问路。”

“还用你说。”班尼叔叔说。

现在他有心情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我先问了一个人,他告诉我过桥,遇到红灯应该转左。当我到了那儿,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清楚红灯转左,还是绿灯转左。”

“绿灯转左。”母亲绝望地叫着,“如果红灯转左就会和交叉的车辆撞上的。”

“是呵,我知道,但是,如果绿灯转左,就要穿过对面开过来的车。”

“你得等他们让个空位给你。”

“那要等一天呢,他们不会给你让路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坐在那里试图想想清楚,他们都开始在我后面按喇叭,所以我想就转右吧,轻而易举,接着我就转头往回开了。我想我应该走对方向了。但是看不到拐弯处,就径直开。最后转下一条横街,继续开,现在我想我完全迷路了,这不是第一个人告诉的路。所以应该再问一个人。我停下来,问一个遛狗的女士,但是她说从来没听说过里德雷街。她说她在多伦多住了二十二年了,从没听说过。她叫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倒是听说过这条街,他说在城的另一边,而我正走的方向是朝城外去的。但是我想环城走也许比穿过市中心更容易,尽管距离长些。所以我就继续向前,感觉是在绕着圈开,我想我得赶快,天黑前我得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摸黑开车—”

结果他在车上睡着了,在一家工厂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场、铁路线中间迷路了。他给我们描述了每个转弯,问过路的每个人;汇报了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考虑的选择,以及每次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他记得所有的细节。旅途的路线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

母亲还在抗议:“可是城市就是那样的!所以你需要地图!”

好像没有听见她的话,班尼叔叔继续说:“我今天早上在那里醒来,我知道最好是走出来,随便什么路,只要能出来。”

父亲叹息着点点头。的确是这样。

所以,与我们的世界并行存在的是班尼叔叔的世界,像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类似但是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人们可能沉到流沙坑里,被鬼魂或恐怖的城市征服;幸运和邪恶同样巨大而无法预测;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失败匹配着疯狂的满足。那是他的胜利,他无法了解或让我们看到的胜利。

欧文在纱门上悠荡,小心地唱着歌,带着嘲笑的声调,人们长时间谈话时,他总是这样。

希望和光荣的土地

自由者的母亲

是您生育了我们

我们怎么能离开您

是我教给他的那首歌—那一年我们每天在学校唱这样的歌,祝愿人们从希特勒手里拯救英国。母亲说是赞美您,但我不相信,那怎么能押韵呢?

母亲坐在帆布椅子上,父亲坐在木头椅子上;他们不看彼此。但是他们是连通的,这种连通像篱笆一样平常,它存在于我们和班尼叔叔之间,我们和弗莱兹路之间,存在于我们和任何事物之间。在冬天也是一样,有时,他们坐在餐桌旁玩两手纸牌。把我们安置好上楼睡觉,他们一边玩着,一边等待十点钟新闻。楼上似乎离他们很远,黑暗并充满风的声音。在上面,你发现了在厨房里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住在船一样狭小封闭的房子里,在狂风呼啸的大海中。他们好像不合时宜地在谈天说地,玩纸牌,在遥远的一个微小的光点里;有关他们的这种想法,像打嗝一样平凡,呼吸一样熟悉,在我入睡时攫住我,从井底对我闪烁着光亮。

班尼叔叔没有再收到玛德琳的音讯,或者是他收到了但从来没提过。问起来或开有关她的玩笑时,他才好像毫无悔恨和遗憾地想起了她,略带轻蔑,只是作为一件事或一个人,被长久地抛弃,就像海龟一样。

过一会儿我们都会笑起来,回忆起玛德琳穿着红夹克衫走在路上,腿像剪刀,回头嘲笑着尾随而来的抱着孩子的班尼叔叔。我们想到她怎样对待艾伦·普罗克斯和查里·巴克尔就会笑起来。我的母亲最后说,打孩子的事可能是班尼叔叔编造的,当作安慰;他又怎么能令人信任呢?连玛德琳也像是他编造出来的。我们把她当作一个故事,没有别的好给她,我们就给她陌生的、迟到而无情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