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妮（第2/8页）

那个早上，我刚一睡醒就发现奎妮不见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觉到她走了。

六七点钟，天还黑着。屋里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们叫它“野牛比尔”，我们早上谁先下床，谁就抢先穿上它。它的来历是个谜。

“也许是贝特嫁给你爸爸以前的一个朋友的，”奎妮说，“但是不要说，她会杀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楼，没有打开灯，不想吵醒贝特。我从前门的小窗望出去。坚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闪烁着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开客厅里的自动调温器，暖炉在黑暗中翻腾着，发出让人安心的咆哮声。这台煤油炉是刚买的，父亲说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钟醒来，觉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时间到了。

父亲睡在以前的餐具室里，就在厨房旁边。他有一张铁床、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用来堆他的旧《国家地理》杂志，是预备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他通过系在床架上的绳子开关吊灯。介于父亲是一家之主，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很自然，很恰当。他应该像哨兵一样盖着粗糙的毯子睡觉，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引擎和烟草的气味。阅读，时刻保持清醒，睡觉时也要有所警觉。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听到奎妮的动静。他说她一定是在屋里的某处。“你看了浴室了吗？”

我说：“她不在那里。”

“也许和她妈妈在一起。又有点神经过敏了。”

当贝特从噩梦中醒来，或者还没完全醒—父亲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过敏，她会从她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没法说清楚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奎妮必须带她回到床上。奎妮会蜷缩着贴在她后背上，发出小狗舔牛奶一样的安慰声，贝特到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不得不打开厨房的灯。

“我不想吵醒她，”我说，“贝特。”

我看着面包罐—因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锈了，坐在炉子上的锅，洗好了还没有收起来，还有费尔虹乳业提供的座右铭：上帝是我们房子的中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愚蠢地等待这一天的开始，不知道它已经被灾难掏空了。

侧廊的门没有锁。

“有人进来过，”我说，“有人进来带走了奎妮。”

父亲在长内裤外面套上长裤出来了。贝特穿着拖鞋和绳绒线长袍啪嗒啪嗒走下楼来，边走边咔嗒咔嗒地开灯。

“奎妮没和你在一起吗？”父亲问她。又对我说：“锁肯定是从里面打开的。”

贝特说：“奎妮怎么啦？”

“她也许只是想出去走走。”父亲说。

贝特没有理会。用粉红色的什么玩意儿做的面膜干在她的脸上。她是美容产品的销售代表，她从来都不会卖她自己没有试用过的化妆品。

“你去冯吉勒家，”她对我说，“她可能想到那儿有事要办。”

离冯吉勒太太的葬礼已经有个把星期了，但奎妮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帮忙把盘子和亚麻桌布餐巾等装进盒子，以便冯吉勒先生搬到公寓里去。他要准备学校圣诞节的音乐会，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贝特想要奎妮辞掉这份工作，这样她圣诞节就可以到商店做帮工了。

我穿上父亲放在门口的橡胶靴子，没有上楼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院子，来到冯吉勒家门廊，按了门铃。门铃发出一串悦耳的钟声，似乎表明了这家人的音乐才能。我裹紧“野牛比尔”，祈祷着。哦，奎妮，奎妮，把灯打开吧。我忘记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干活，灯早就该亮了 。

没有回音。我使劲拍着木门。如果我最终叫醒了冯吉勒先生，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把头贴在门上，听有没有动静。

“冯吉勒先生，冯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冯吉勒先生。有人在吗？”

冯吉勒家旁边房子的窗户拉了起来。是霍维先生，一个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里。

“用眼睛看看，”霍维先生朝下面叫着，“看看车道。”

冯吉勒先生的车不在那儿了。

霍维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户。

当我推开家里厨房的门时，看见父亲和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茶杯。一时间，我以为秩序恢复了。也许有电话打来过，带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

“冯吉勒先生不在，”我说，“他的车开走了。”

“噢，我们知道了，”贝特说，“我们都知道了。”

父亲说：“看看这个。”他说着在桌子上推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要嫁给冯吉勒先生，你们忠实的奎妮。

“压在红糖碗下面。”父亲说。

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诉他，”她叫喊道，“我要让她进工读学校。我要报警。”

父亲说：“她十八岁了，想结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会因此设路障堵他们的。”

“谁说他们在路上？他们在某个汽车旅馆里同居了。那个傻丫头和该死的鱼泡眼冯吉勒。”

“骂也没用，骂也不能把她弄回来。”

“我不要她回来。除非她爬着来求我。她既然已经铺好了床，就让她和那个鱼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关我屁事。”

父亲说：“够了。”

奎妮给我买了几颗222止疼片，用可乐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结了婚，痛经就消失了。那么—你父亲告诉你我们的事了？”

之前我告诉父亲，我想在秋天入师范学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说也许我应该去多伦多找找奎妮。他说她给他写过信，问过他的货运生意，问是否可以借点儿钱给他们过冬。

“如果斯坦去年没有得肺炎，”奎妮说，“我决不会给他写信的。”

我说：“我到那时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为什么，眼泪涌了上来。因为我发现找到她我很快乐，因为之前我都很孤单，因为我现在希望她会说“当然，我一直想和你联系来着”，但是她没有说。

“贝特不知道，”我说，“她认为我是一个人。”

“希望不是，”奎妮镇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是关于家里的。我告诉她汽车运输公司从三辆车增加到了十几辆，贝特买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扩大了，在我们家里开了美容诊所。因为这些原因，她把父亲过去睡的房间装修一新，他已经把他的行军床和《国家地理》搬到了办公室—一个拖到汽车运输公司院子里的空军兵舍。我坐在饭桌旁复习准备高考时，会听见贝特在往某个素面朝天的女人脸上抹乳液和面霜之前说：“这么娇嫩的皮肤，你不应该用毛巾擦。”有时，她会以不失紧张却绝望有加的语气说：“我跟你说，我真是见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却从没怀疑过，因为你没见过鬼，是吧？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们狠狠地撕破你的脸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