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妮（第7/8页）

她转过身开始拆信。

我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她说：“泡茶，拜托—”用的是读急信的人那种轻柔专注的语气。“倒水就行了，茶叶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读一个秘密的笑话。我把水倒在茶叶上，她说：“谢谢。噢，谢谢你，克里西，谢谢。”她转过身正对着我。她面色红润，胳膊上所有的手镯都优雅而纷乱地叮当作响。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裤的松紧带里。

她说：“有时他会翻我的手袋。”

我问：“茶是给他们泡的吗？”

“是的。我要回去干活了。噢，我要干什么？我要切三明治。刀在哪里？”

我拿起刀切好三明治，放到盘子里。

“你不想知道信是谁写的吗？”她问。

我想不到。

我说：“贝特？”

因为我希望，是来自贝特的私下谅解让奎妮心花怒放。

我甚至没有看信封上的字。

奎妮的脸色变了—一瞬间，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那是谁。然后她又恢复了高兴的样子。她过来搂着我，对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声音发颤，羞涩而得意。

“是安德鲁。你能把盘子端给他们吗？我去不了了。现在不行。噢，谢谢你。”

奎妮上班前来客厅吻了冯吉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两个都吻的是额头。她像蝴蝶一样向我挥挥手。“再见。”

我把托盘端进去时，看到冯吉勒先生不悦的神情—我不是奎妮。但是他异常宽容地对我说话，并且把我介绍给了莱斯利。莱斯利敦实，秃顶，乍一眼看上去和冯吉勒先生一样大。但是当你习惯了他，考虑到秃顶的因素，他又似乎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不是我想象中冯吉勒先生会交往的那种朋友。他既不唐突无礼，也不假装渊博，而是很让人舒服，而且很会鼓励人。比如，当我说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经历之后，他说：“要知道这很了不起。第一次应聘就被雇用了。说明你懂得怎样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觉得这段经历难以启齿。莱斯利的在场让一切轻松了许多，冯吉勒先生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仿佛他要在朋友面前对我表现出得体的礼节。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改变。当你不再害怕他们，他们确实会感觉到不同。他也许对这种改变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但是这会让他困惑，让他更加谨慎。当莱斯利说我辞工不干是好事时，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说那个女人听起来像在多伦多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场所出没的老江湖骗子。

“她无权不付你工钱。”他说。

“那家丈夫应该出面，”莱斯利说，“如果他是药剂师，他就是老板。”

冯吉勒先生说：“他也许哪天会给他妻子配一剂特别的药。”

当你知道某个人所处的危险，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给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递三明治，甚至跟他讲话，就没那么难了。正是因为他不知情，我对冯吉勒先生产生了除厌恶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变了—即便他变了，那也很可能是因为我变了。

不一会儿，他说他要准备去工作了。他去换衣服。这时莱斯利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

“就在拐角有个我经常去的地方，”他说，“不是那么豪华。不是斯坦去的那种地方。”

我很高兴听到那不是什么华丽的地方。我说：“当然。”我们把冯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开车去了一个卖炸鱼加炸薯条的店。莱斯利点了“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吃了几片鸡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乐。

他谈了自己的事。他说他希望当初去念师范，而不是选择了音乐，靠音乐吃饭很难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专注于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没有问他是哪种音乐家。父亲给我买了双程票，说：“你永远不知道和他们两个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着奎妮把安德鲁的信塞到了打底裤的松紧带下面，我想起了那张车票，虽然看她藏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安德鲁的信。

我来多伦多并不只是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话，成为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种幻想也和冯吉勒先生有关，看她会如何修理他，让他罪有应得。

当我想到回程的车票时，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当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贝特与父亲一起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和贝特。冯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鲁。他们是一对对的，他们每一对，无论多么若即若离，在当下或记忆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洞穴，带着自己的热度和烦恼，把我隔离开。我需要被隔开，我希望被隔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导我和鼓励我的东西。

莱斯利也是一个被隔开的人。但是他跟我谈论和他有血缘关系和友谊的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儿，他去拜访并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价值，他兴致盎然却毫无激情地谈论他们的职业、失业、才能、运气、判断错误，似乎他与爱恨是隔离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将会看到这其中的缺陷。我会体会到女人在面对缺乏目标的男人时所体会到的不耐烦，甚至是怀疑。他只能给你提供友谊，并且那么轻易，即使被拒绝，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这不是个希望钓到女孩的孤单的人，这只是一个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层面寻找舒适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是有意这样友善地对我，就像我自以为对冯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样，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护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上学，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冯吉勒先生过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他想万一奎妮会回到家里来。父亲告诉冯吉勒先生说不会有那种可能性的。在给我的信中，他说，至少我们认为奎妮不会那么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结婚后，我都会收到冯吉勒先生的圣诞卡，雪橇上面堆满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装饰精美的门口，欢迎朋友的到来。也许他认为这些场面会受到我这样生活状态的人的青睐。或许他只是随便从货架上拿了那些贺卡，他总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万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可以联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