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圣女（第11/12页）

“要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话，戈迪汗和我可能已经有所成就，”夏洛特说，“或者这个国家的电影有所发展也行。这是我爱做的事，拍电影。当群众演员。不过，也许我们不够平庸，没法儿当群众演员，他们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小角色。我觉得群众演员必须是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出来’的类型，这样你才能一遍又一遍参演。戈迪汗和我太引人注意，尤其是戈迪汗—他那张脸很有戏。”

她好像根本没留意刚才那场对话，仍然对我滔滔不绝，时不时对戈迪汗纵容地摇摇头，像是在说，他的行为虽然讨厌但却很有魅力。为了回应她，我也只好不停地对着他点头，柔声地说话。

“你真的应该把它们带到古旧书店去，”我说，“是的，它们很漂亮。但这一类书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

戈迪汗没有抱怨，他的态度并不是逢迎，甚至算得上专横。他看起来简直要给我下命令，而且如果我不让步，他就会非常气愤。混乱之中，我只好多喝些黄酒，用我那装了果子露没洗的杯子。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冒犯，因为戈迪汗看起来非常不悦。

“你能想象现代小说的插图吗？”夏洛特说，她终于把两个话题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诺曼·梅勒？那肯定是很抽象的。你不觉得？类似带刺的铁丝和污点之类。”

回家时，我头很疼，还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这都是因为我太拘谨，尤其是买卖关系和殷勤款待混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也许表现得很糟，让他们失望了。他们也让我失望了，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被请去做客。

我想念唐纳德，为了那首《乔·希尔》。

我也想念尼尔森，为着我离开时夏洛特脸上的表情。一种尽情享受、满足的表情，尽管不愿意相信，但我知道那一定与戈迪汗有关。这让我觉得自己下楼、出门、走到街上之后，某种皮包骨头、滑不溜丢、黄了吧唧的老怪兽，肮脏却又迫切的老老虎，会从那些书和脏碗碟之间跳出来大闹一番。

一天之后，我收到了唐纳德的来信。他想离婚，以便和海伦结婚。

我雇了一个店员，一个女大学生，让她每天下午来看店几个小时，这样我就有时间去银行或办理其他事务了。夏洛特第一次看见那女孩的时候，她走到“便捷销售”的桌子旁，拍了拍上面的那摞书。

“这就是经理想让奴才们买的书吗？”女孩谨慎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夏洛特说得很对，那本书叫《控制你的人生》，是关于如何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的。

“你很聪明，雇她不雇我，”夏洛特说，“她更漂亮，不会夸夸其谈把顾客吓跑，也没有太多自己的观点。”

“我得告诉你一点儿关于那个女人的事。”夏洛特走后，店员对我说。

“这部分没什么意思。”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在医院的第三个下午，我在走神。就在夏洛特的故事讲到结尾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本特别订购但还没到货的书，是关于巡游地中海的。我还想到了那个公证员，他在约翰逊大街的办公室里被人打伤了头部，虽然没死但是可能会瞎。是抢劫，还是因为愤怒而报复，与他生活中我猜不到的层面有关？

戏剧化的情节和混乱让这个地方显得更为普通，却让我更难以掌控。

“当然有意思，”我说，“全都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精彩。”夏洛特装模作样地重复道。她做了个鬼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吐出一勺流食的婴儿。她的眼睛仍然注视着我，仿佛正在流失光彩，那种天真、明亮、高傲的蓝色。焦躁渐渐变成嫌恶。一种明显的嫌恶的表情，出现在她的脸上，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疲倦—就像人们会表现在镜子前、却几乎不会表现在别人面前的一种表情。也许我的大脑中早已有此想法，我忽然想到夏洛特也许会死。她随时可能死去，就这一会儿，现在。

她用弯曲的塑料吸管指了指玻璃杯，我取了杯子，扶着她的脑袋让她喝水。我能感觉到她头皮的热度、后脑勺上的脉搏。她大口地喝了些水，好像很渴的样子，脸上那种可怕的表情消失了。

她说：“真难喝。”

“我觉得这能拍出一部很棒的电影。”我说，扶着她的背让她靠在枕头上。她握了握我的手腕，然后松开。

“你从哪儿得到的灵感？”我问。

“从生活中。”夏洛特含糊地说，“等一下。”她把头转向枕头，好像是要私下整理些什么。接着，她恢复了正常，又给我讲了一点。

夏洛特没有死。至少没有死在医院。第二天下午我来得很晚，她的床已经空了，还铺上了新床单。曾和我说过话的那位护士正在努力给那个绑在椅子里的女人量体温。她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不！”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她今天早上出院了。她丈夫来把她接走了。我们要把她转到萨尼奇一个长期住院疗养的地方，他应该带她去那里，他说出租车就在外面。但后来我们接到电话，说他们从来没到那里去！走的时候，他们精神很好，他给她带来一大堆钞票，她高兴地抛到空中。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美金。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走到潘多拉大街的公寓楼，心想他们也许只是回家了。他们只是弄丢了去疗养院的路线指南，又不想去问。也许他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起待在家里。说不定，他们已经拧开了煤气。

一开始，我找不到那座房子，以为自己走错了路。但我认出了街角的商店，还有其他几座房子。那座房子变了样儿—所以我才没找到。灰泥墙被涂成了粉色，装上了新的大窗户和法式房门，加上了带着铸铁栏杆的小阳台。那些漂亮的小阳台被涂成了白色，整个地方有点冰激凌店的感觉。毫无疑问，房子的内部肯定也改建一新，房租肯定也涨了，那夏洛特和戈迪汗这样的人肯定没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在门口查了房客姓名，果然没有他们的。他们肯定早已经搬走了。

公寓楼的变化给了我一些信息，关于消失的信息。我知道夏洛特和戈迪汗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们仍然在某个地方，活着或者死去。但对我来说，他们消失了。因为这件事—而非真的因为失去他们—我陷入沮丧之中，比过去一年遇到的所有烦恼都更为严重。我失去了支撑。我还得回到店里，因为店员要下班回家，但我感觉自己很容易走错路，随便走上任何一条路。我的人际关系陷入了危险之中—仅此而已。有时候，我们的关系会受到损伤，陷入危险，似乎几乎不复存在。街道和景象变得陌生，空气也变得稀薄。这样的时候，比起那些脆弱的选择和变幻莫测的岁月，我们真希望有命运可以依从，有某种东西能够掌控我们，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