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人皆知（第7/19页）

又回到斯蒂娜。想起斯蒂娜大有裨益。

“1948年遇见她时，”他说，“我二十二岁，在纽约大学读书，有海军资历，享受政府奖学金。她十八岁，刚到纽约几个月，有份工作，也念大学，不过是在晚上。明尼苏达来的，自力更生的女孩，挺自信的，至少看上去是那样。一方面有丹麦血统，另一方面有冰岛血统。敏捷。机灵。亮丽。高大。身材特别高。那么优美的睡姿。从来没有忘记过。跟她一起待了两年，老叫她瓦露塔。赛吉的女儿。对罗马人来说，是肉欲快感的拟人格。”

说着，他放下手中的牌，从废弃的档案堆边上捡起丢在那里的信封，抽出信来。两三张纸那么长的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我们是偶然碰上的。我从亚特尔斐过来，在城里待了一天，斯蒂娜正好在那儿，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了。我们停下来交谈，我告诉她我妻子怀孕了，她告诉我她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吻别，仅此而已。大约一星期以后，这封信寄到学院转给我。信上有日期，她注明的。瞧——‘1954年8月18日。’‘亲爱的科尔曼，’她说，‘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你很有绅士风度。你没有猛扑过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在萨利文街租住地下室的时候，你是（或似乎是）猛扑过来的。你还记得你自己吗?你非常善于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或瞄准目标一把抓住。当我们相遇时我对你飞翔的劲道感到目瞪口呆。记得第一次上你房间，我进去以后，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却绕着房间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歇在凳子或沙发边沿。你有张破烂的救世军长沙发，你当床睡的，后来我们把它拾掇一番，塞进那个床垫。你请我喝饮料。递给我杯子时，你目不转睛地打量我，眼光中充满不可思议的惊讶和好奇，仿佛奇迹真的出现了，我居然有手可以端玻璃杯，我居然有嘴可以从杯里喝水，我居然真的会待在你房间里，而我们在地铁里相遇仅仅才过了一天。你讲话，提出问题，有时回答问题，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极其严肃又欢闹的态度，而我也努力地讲些什么，但对答却不是那么流利。于是我就回瞪着你，专心地听着，懂得的比我预计的要多得多。但我找不到话来填补无语的空当：我喜欢你，你似乎也喜欢我。我一直在想：‘我没有准备好。我刚到这个城市。现在不行。但我会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再多交谈几句，要是我能想出我要说的话就好了。’（‘准备好’干什么，我不知道。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爱。）但那时，你‘猛扑’过来了，科尔曼，几乎飞过半个房间，扑到我坐的地方，我大吃一惊，但高兴极了。好像太快了，其实不然。’”

当他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西纳特拉唱的《意乱情迷》的第一小节时，便停下不读了。“我必须跳舞，”科尔曼说，“想跳吗?”

我笑了。不，这可不是那个凶狠的、怨气冲天的、一心要和幽灵们决一死战、遭生活排斥、被生活逼疯的复仇者——甚至都不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另外一颗心，而且是颗小男孩的心。于是我从斯蒂娜的信和光着脊梁读信的科尔曼身上，看到一幅鲜明的、描绘科尔曼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图画。在变成革命派院长以前，在成为严肃的古典文学教授以前——早在沦为雅典娜的贱民之前——他不仅是个用功苦读的小男生，而且还是个勾魂摄魄的大男孩。兴奋，调皮，甚至有点诡谲，一个扁鼻子、长着羊蹄的潘神。很久很久以前，在各种严肃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统领局面之前。

“等我听完这封信。”我以此回答跳舞的邀请，“给我读斯蒂娜信的剩余部分。”

“我们相遇时她才从明尼苏达出来三个月。走进地铁就把她带上来了。嗨，”他说，“那就是你的1948，”随后他回到信上，“‘我喜欢上了你，’”他读道，“‘但我担心你可能嫌我太年轻，一个没意思的中西部乏味的女孩，而且你已经在追求一个“时髦，正派，可爱”的人。虽然你狡黠地笑着补充：“我不相信我会和她结婚。”“为什么?”我问。“我也许已经厌了。”你回答，以此保证我会使出全身解数不让你生厌，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中断联系，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变得让你讨厌。好吧，就这样。够了。我本不该打扰你。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对，”我说，“那的确是你的一九四八。”

“来吧。咱们跳舞。”

“但你不可以在我耳朵边唱。”

“来，来，来。站起来。”

管它呢，我想，我们俩都快入土了，于是便站了起来，在回廊上科尔曼·西尔克和我开始一起跳狐步舞。他带，我则竭尽所能地跟。我记起他在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后闯入我书房的那一天，当时，他由于悲愤，神经错乱地对我说，一定要为他写本书，把他案子里所有的荒唐事件都写出来，最后以他妻子的被害为结局。你会以为，这个人再也不可能对生活中的傻玩意儿有胃口了，他身上一切嬉戏顽皮的东西都随着事业、名誉以及令人生畏的妻子一道被摧毁，一道消失了。也许为什么我压根就没想到笑，没想到让他，如果他要跳的话，一个人绕着回廊跳，我只在边上欣赏——也许为什么我把手递给他，让他用手搂着我的背，梦幻般推着我在蓝灰砂岩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是因为她尸骨未寒的那一天我在场，并且目睹了他的模样。

“我希望义务火警部不会有人开车经过。”我说。

“是啊，”他说，“我们可不要什么人拍着我肩膀问：‘我可以插进来吗?’”

我们继续跳着，其中并没有过于肉欲的东西，要不是科尔曼只穿着棉布短裤。而我的手很容易地就放在了他热乎乎的脊背上，好像放在狗或马背上一样。这并不全然是个玩笑。在他领着我在石头地面绕圈子的举止里，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诚意，更不要提那种不假思索的快乐，只因为活着，纯粹偶然地、滑稽地、不为任何原因地活着——那种你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学会用梳子和卫生纸吹出调门时享受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