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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去世多久了?”艾拉问我。“一九六九年，二十六年前。很久了。”我回答道。“对谁?对谁而言?我不那样认为。对死去的人来说，微不足道。”这时，我听到就在我身后，门蒂·格里克对人讲，“你把谁搞完了?”“洛雷勒。”另一人答道。“是啊，每个人都做了，我也是。还有谁?”门蒂说。“黛安娜。”“对，黛安娜。没错。还有谁?”“瑟尔玛。”“瑟尔玛?我没想到。”门蒂说，“听到这些我很吃惊。不，我从未想搞瑟尔玛，太矮。就我来说，军乐队的女领队最好。放学后看她们在运动场训练，然后回家手淫。水粉饼化妆，可可粉色的化妆，在她们的大腿上，那使我发狂。你们注意了吗?小伙子总的说来还不错，很多人有成就。但姑娘们，你们看……不，第四十五次聚会不是来看臀部的最好时间。”“真的，真的。”另一位说道。这人讲话很轻，似乎在此没有发现门蒂那种任意发泄的怀旧情感。“时间对女人很残酷。”“知道谁死了?伯特和尤迪。”门蒂说，“前列腺癌。到了脊骨，扩散了。将他们消耗光了。两个都一样。感谢上帝，我去检查过。你们检查了吗?”“什么检查?”另一个问道。“该死！你没检查?”“逃学鬼，梅斯纳没有检查！”门蒂说道，把我从艾拉身边拖开。

梅斯纳现在已是梅斯纳先生了。阿贝·梅斯纳，矮个子、肤色黝黑、体格魁伟、伸颈屈背，是梅斯纳清洁公司的业主——“五小时清洁服务”的招牌挂在政府大街上，一边是修鞋店，那里总播放着意大利电台的节目，人们坐在半高的旋转门后面等拉尔夫修鞋跟；另一边是洛琳的美容院，母亲曾从那里带回一本《银幕》杂志，我在上面读到一篇题为“乔治·拉夫特是个孤独的人”的文章，令我非常惊讶。梅斯纳夫人，像她丈夫一样是个体格健壮、普普通通的矮个子，和丈夫一起打点公司的事务，有一年曾和我母亲在政府大街上一个售货亭卖战争债券。他们的儿子阿伦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同上学，像我那样在小学里常逃学。阿伦·梅斯纳和我常被老师扔进同一个房间，遇到重大节日的集会需要演戏时就叫我们拿点节目出来，好像我们俩是乔治·考夫曼^{[24]和摩西·哈特一样。战后有好几个季度，梅斯纳先生——奇迹般地——成了纽瓦克熊队和北方佬三优乡村队的干洗商。有一年夏天，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我被阿伦招去帮他把熊队干洗好的制服送走，换了三次车，穿过威尔逊大街，来到拉贝特体育馆的俱乐部。}

“阿伦，天哪，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能是谁?”他答道，捧着我的脸吻了一下。“阿尔，”门蒂嚷道，“告诉逃学鬼，你听到希里马跟他妻子说的什么。逃学鬼，希里马娶了个新妻子，有六英尺高。三年前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他很沮丧。心理医生对他讲，‘我让你想像一下你妻子的身体时，你会怎么想。’希里马说，‘我想我会割开自己的喉咙。’所以他就离婚了，然后娶了这个非犹太人秘书，六英尺高，三十五岁，大腿长得不得了。阿尔，告诉逃学鬼她说些什么，这长腿子。”我们俩这么笑着紧抓住对方肌肉减少的手臂，阿伦说道，“她说，‘为什么他们都叫马迪、犹迪、杜迪和图迪?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为什么要叫图迪?’希里马对她说，‘我真不该带你来，我知道不应该。我也解释不清。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不能解释，就那么回事。’”

那么，阿伦现在怎么样?由干洗匠养大，放学后为干洗匠干活，他本人也恰似一个干洗匠，现在却成了帕萨迪纳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父亲的袖珍清洁器商店里，有一幅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的加框凹版相片挂在压缩机上方，旁边是梅耶·艾伦斯坦的亲笔签名照片。阿伦告诉我他曾两次担任共和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大会时，我想起了这些照片。当门蒂问阿伦是否能给他几张玫瑰保龄球场的票，我常和阿伦到布鲁克林去看多杰尔星期天的联赛，那一年罗宾逊登场。我早上八点出发，就在街角乘车到佩恩车站，转地铁到纽约，再转地铁到布鲁克林，来到艾比茨运动场，从午餐包里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时人们还未开始击球练习。球赛一开始——阿伦就用他正在变声的嗓子对联赛进行全程讲解，使大家和他一起疯狂——还是这个阿伦·梅斯纳，由夹克里掏出小笔记本仔细记录。我从他后面瞥了一眼，只见他写下：“R.B.指门蒂·G。”

没什么意思?不精彩?无重大事情发生?是啊，你的理解得看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以及你面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阿伦·梅斯纳不能说是来自默默无闻，但一想起他像个乡下佬在艾比茨运动场不停地叫喊，想起他在冬天临近黄昏时，光着脑袋、身穿短呢大衣，在我们那些街道上运送干洗衣物，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注定不能享受玫瑰联赛这类事物。

很少有谁能坐在一个地方吃这么久，差不多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是大家享用了果馅卷和咖啡后，宴会才算结束。来自曼普尔的小伙子登上演奏台唱起曼普尔大街校歌，一拨又一拨的同学再到麦克风前说上几句，如“这一生值得”或者“为你们大家感到自豪”，人们相互拍拍肩，搂在一起，组织聚会的十人委员会在舞厅列队举起手来，单人乐队奏起鲍勃·霍普的主题歌“感谢记忆”，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鼓掌致谢。马文·勒博，这个“撒一次尿都比我对自己的两次婚姻更深谋远虑的家伙”，给我讲了他为付离婚赡养费的烦恼。他父亲曾把庞帝亚克公司卖给我父亲，以前我们去叫马文出来玩时，他都给我们这些小伙子每人一枝大雪茄。以前对人最和蔼的朱里尔斯·平卡斯，因移植手术后的长期恢复吃了不少环孢霉素，现在颤抖很厉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验光配镜业。他悔恨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带着一只新换的肾前来聚会，“若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在去年十月死于脑出血，我现在也活不了”。希里马身材高大的年轻妻子对我说，“你是这班上的作家，也许你奶奶能解释这些。为什么他们都叫犹迪、杜迪、马迪和图迪?”谢利·明斯科夫，这位敢死队的另一球员问我，“你在麦克风前讲你没有孩子，这是真的?”我点了点头，他大吃一惊。他抓住我的手说，“可怜的逃学鬼。”只是在所有这些都结束后我才发现杰里·利沃夫很晚才到，他就在我们中间。